天安門母親：請拿出勇氣，衝破禁區，直面「六四」— 致十一屆二次會議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今年，是「六四」大屠殺20年。
上一個世紀的1989年6月4日，中國當局發動了一場對首都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大屠殺，嚴重違背了本國的憲法，違背了一個主權國家所應承擔的保護人類的國際義務，由對人權和公民權的一貫侮蔑發展為反人道的暴行。
在已經過去的漫長歲月裡，政府當局刻意淡化「六四」，不准國人談論「六四」，禁止媒體涉足「六四」。中國猶如一間密不通風的「鐵屋子」，把民間所有關於「六四」的呼聲，把「六四」受難親屬和傷殘者的一切哀號，一切哭訴、一切呻吟都擋在了「鐵屋子」以外。
今天，你們作為「兩會」代表、委員，莊嚴地坐在大會堂裡，能聽到來自「六四」的吶喊嗎？能聽到「六四」難屬的痛苦嘆息嗎？現如今，當年的血跡早已被沖刷，彈痕也早已被抹去，屠殺的現場擺滿了奇花異草，變成了一片和平繁榮的景象。
可這一切能掩蓋得了當年的罪惡，能消除得了遇難親屬年甚一年的傷痛嗎？

(以下資料摘錄自原文 「天安門母親」網站)
「天安門母親」作為一個群體的稱謂，始於2000年初。在此之前，一般稱這個群體為「六四」受難者群體，其中包括「六四」死難者親屬和部分「六四」傷殘者。這個「六四」受難者群體，開始形成於1989年「六四」大屠殺過後不久。這一年的8月，兩位在「六四」慘案中失去兒子的母親——丁子霖和張先玲，因共同的命運走到了一起，儘管那時的北京仍籠罩在血腥與恐怖之中。從此，這兩位母親結成了患難之交。

1999年是「六四」受難者群體逐漸走向成熟的關鍵的一年。這一年年底，有海外友人提議，為了便於與國際上同類群體聯絡、溝通，希望能為這個群體起一個合適的名稱。這個提議很快得到了群體中多數成員贊同。於是在第二年，即2000年初，在諸多備選名稱中選擇了「天安門母親」這個稱謂。大家願意用這個名稱，是因為這個群體中佔大多數的成員，都是在天安門慘案中失去兒女的母親，可謂名符其實。群體中還有為數眾多的失去丈夫的妻子，她們很多也已作了母親，丈夫死後，與留下的遺孤相依為命。她們也就很自然地成為這個群體的成員。參加到這個群體的，還包括死者的父親、丈夫，以及一些「六四」傷殘者。從廣義上說，他們也都屬於「天安門母親」群體的成員。

參加「天安門母親」群體的成員是逐年增加的，就目前來說，共有128位，不包括以往十多年裡陸續去世的17位。她（他）們是：吳學漢 蘇冰嫻 姚瑞生 楊世鈺 袁長祿 周淑珍 王國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張俊生 李貞英 鄺滌清 吳守琴 周治剛 孫秀芝。其中吳學漢先生和蘇冰嫻女士，是「天安門母親」群體的重要創始人。根據死者的遺願和難友們的提議，群體的每次聯署活動，一般都把她（他）們的名字附於聯署者名單之後。

「天安門母親」群體已經在充滿著艱險的路途上走過了十九個年頭。在這十九年裡，這個群體的活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尋訪死難親屬和傷殘者。到目前為止，被記錄下來的死難者已達188位，傷殘者70多位。這是一項需要長期堅持的工作，直至政府當局解除禁區，如實公佈死難者名單及人數。

二．是對死難者親屬和重殘者實施人道救助。這項活動也是從慘案發生後不久開始的，但有計劃的救助活動則是從1993年啟動的，由「全美學自聯」所屬「愛扶思」（IFCSS)人道救助基金會率先提供救助款項。隨後，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海外留學生組織和一些外國朋友加入了捐助活動。在以後的歲月裡，提供捐款的還有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和其他海外人權組織。自1999年「六四」十週年以後，許多國內民間人士也加入了捐助活動。這項人道救助的原則是，除一般慰問性援助外，援助的重點對象為：生活無著的傷殘者和失業、下崗人員；難屬中沒有低保、醫保的年老貧病者；農村或邊遠地區喪失謀生能力的孤寡老人；家庭無力負擔教育費用的在學遺孤（特設專項的遺孤助學金）；遭遇天災人禍家庭陷於困境者。此項捐助純屬人道性質，與政治無關，無論是接受捐款人捐款，還是向受難者轉達捐款，都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

三．是為死者尋求正義、為生者爭取權利。這項活動是「六四」受難者群體，即「天安門母親」群體得以存在並不斷壯大的道義基礎，參加到這個群體中來的死難者親屬和傷殘者，希望以集體的智慧和力量尋求自身訴求的最終實現。為此，她（他）們十九年來義無反顧地投入了集體性的抗爭。儘管她（他）們之中很多人遭受到政府當局的打壓和迫害，以至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她（他）們一如既往，無怨無悔；儘管她（他）們之中很多人已年屆古稀，體衰多病，不少難友已離世而去，但作為一個受難者群體，仍然屹立在她們兒女倒下的那片土地上。

「天安門母親」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