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陳明銶

　在五四運動八十周年的前夕，從一個歷史學者的角度來回顧探討五四與現代中國群眾運動，當然應該注意到香港近代歷史發展是中英鴉片戰爭的產品。所以現在特把本文的歷史背景範疇放前一點，回溯至十九世紀中第一、二次鴉片戰爭。當年中國戰敗，被逼簽訂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和一八六零年的《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予英國，並付出巨額賠款，開放沿海城市為外國通商港口，這開始了中國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不平等條約」一世紀（一八四二至一九四二），又引起自晚清以末中國朝野有識之士的憂患意識和不斷追求變革圖強救國的各種奮爭和嘗試。

　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現代歷史的演化過程來看，可說是自晚清以來求變改革，抗禦外患侵略和加強國力的第三階段和波浪潮。簡而言之，第一階段就是一八六零至一八八零年代清廷官方倡導的「自強運動」或「洋務運動」，當時主要的目標和口號是「堅兵利甲」、「富國強兵」。那時清朝中央和地方當局咸以為兩次鴉片戰爭失利均由於中國軍事落後，所以改革重點在採購西洋新式軍械武器如槍炮兵艦等，後來更進展為仿效西洋武器製造，引入西洋軍事訓練來現代化國防裝備，提高軍事實力來抗拒外敵侵略。如用今天的術語，就是「硬件」的採用和軍事科技的轉移。但這些工夫都是用於外在器具的裝配，以較新式的武力來維護傳統皇朝的道統、法制、典章文物，正如晚清名臣張之洞的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可惜這種膚淺，流於表面化的軍事「硬件」不能取得「富國強兵」的真正成果，一八九四至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清軍慘敗，等於宣布這第一階段的現代化改革失敗。

　近代中國改革的第二階段就是由一八九八年康有為、梁啟超主導的「百日維新」及二十世紀初年，一九零零年庚子事變以後的清室新政改革，當局者似乎開始著意整頓管理組織系統和教育人才制度，希望可藉此提升發揮「堅兵利甲」的效用，來加強皇朝對內對外的控制應付能力，所以有一九零五年的廢除科舉，開辦新式學堂，訓練新軍，倡辦實業等措施。當然一九一一至一二年的辛亥革命，廢帝制建共和，可說是基本的國體和政權系統制度的大翻修。可惜晚清最後十年的新政變革，弊多利少，而民國初期的政局混亂，帝制雖被棄，復辟亦難維持，但因政客軍閥圖私謀權，亦無法應付國家危機，更談不上富強之道。及至一九一五年日本趁袁世凱稱帝企圖之機，提出「二十一條款」實行東洋帝國主義大規模侵略，而袁死後軍閥混戰連年和派系政爭不止，由一八九八至一九一八年制度變法和國體革命亦無助國計民生，第二階段亦以「硬件」操控失靈而破產收場。

　及至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爆發，也就是中國近現代變革圖強救國第三階段浪潮的開始。五四運動是一個非常重大，影響深遠，多元化，極為複雜的歷史事件和現象。在此簡單地提出一個回顧探討的重點，就是五四與過往兩個階段變革圖強最核心的不同之處，也可算是五四刻劃時代開創新猷的特徵，這就是五四帶來了民間較廣泛的憂患與危機感和普羅百姓的愛國救亡意識，而五四所追尋的最終變革目標，不再是維護帝制皇朝或共和總統的政權體制的權威管治或保存儒家禮教倫理道統的價值觀系統，亦非簡單的藉著「堅兵利甲」軍事武裝來「富國強兵」在「硬件」方面來謀求國家權益。五四所追求的理想，如淺白來說，可算「富國強民」，不在乎保障某一特殊的皇朝、政權，和當權派系，而是要通過全面的改造與革新來拯救中華民族的整體民族國家。在進行程序而言，五四是希望從下而上，由中華民族每一個成員和中國的每位公民的解放和改造，完善和提升，從而擴廣至民眾群體、社會各階層以達全民族國家的整體深切革新改進，最終可成功建設一個主權獨立、統一、現代化、富裕強大與自由民主公義的民族國家。這與前兩階段由晚清至民初，依靠政治精英、官僚統治層，由上而下，以官方政權身份力量來推行的變法改革新政完全不同。

　五四是一種民間主導、自發性的全面思想、文化改進，同時亦是一個多階層的社會民眾愛國動員、由思想、文化、語言、教育的更新改造為入手點，來促進社會各方面（例如性別、階級、年序等）的解放，以被解放出來的新社會成員、新國民，懷新思想，受新文化薰陶，從而發揮積極的活力，集個人而形成新的群體動力，形成民族國家整體的更新改造，如以現在的術語來說，五四之社會解放，民族國家的興革提升，是從思想文化的「軟件」著手，甚至是以每一位社會分子、國民成員的「個人電腦」的「軟件」為基礎單位到進行思想解放，文化改造，通過新文化、新教育的功能，從個人推及至各階層，地域的民眾，由群體而至社會民族整體，藉此新興的社會活力和價值觀來建設自由、進步、開放、公平、民主、現代化、統一、獨立、富強的中國，這絕對是由內而外、由下而上、由小而眾的思想文化「軟件」革新再造過程，由民間主動自發，絕非由過往第一、二階段官方政權精英主辦倡導的軍事「硬件」採購和武器「科技轉移」方式的外在裝備由上而下的「舊酒新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局部、片面無長遠實效的所謂現代化。

　五四運動的愛國抗議行為可謂由民間的醒悟自覺而爆發民眾主動的集體動員，以志願自發性的民間組織社團（如學生會、工會）為骨幹，爭取國家民族的權益，以圖抗拒、制衡政權當局者之錯失和補救修理政府管治機器的不足無能。與過往士大夫論朝政，讀書人以救國為己任的比較狹窄，上層精英式的國事政策評議的最大分別，是五四時期的集體式，普羅性，幾乎全民動員的多階層群眾愛國運動，由學界知識分子同學們推廣至各大城市的工人、店員、商界的響應積極行動來向政權施壓力，以拯回國家權益。作為社會成員國民一分子的他們，不論教育水平、身份地位、財富收入、工作崗位，都變成愛國多階層性動員參與者，熱誠投入，打破傳統士大夫參與國事的「專利權」，以具體的民間抗議行為主導輿論，實施經濟和社會制裁力量來抗衡政權決策的失敗，五四著實開創了現代中國群眾愛國救亡運動的先河。

　回顧八十年前春夏之際，先有北京學生五月四日的愛國遊行示威，抗議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的山東問題上退讓，喪權辱國，然後消息傳播至國內各大城市，演發至六月初上海「三罷」——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戶店員罷市，把愛國動員浪潮規模聲勢擴張，連操制北京財經、運輸、物資供應的天津也要「三罷」，由言論宣傳抗議，升級至經濟封鎖、交通運輸制裁，不單全國受影響，也吸引國際注意，終於迫使北洋政權當局拒簽《凡爾賽和約》，不予日軍侵略青島任何「合法化或合理化」的藉口，後來在一九二零年華盛頓會議上，中國終於可以收回山東的主權。所以，五四不單是抽象層面的社會文化個人思想解放和改造，而同時也是現代中國社會民眾愛國動員，爭取民族國家權益的一個成功的大突破，也開啟了以後中國近代歷史上新的社會與政權，民間與官方、普羅百姓與黨政權貴間的有機性互動關係。

　從較廣闊的角度來看，過往八十年來中國歷史的演化，可說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依隨著五四所樹立的大目標方向，「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科學民主」這三大口號和理想邁進。直至今時今日，這三大目標仍有其高度的切合性和時代感，而過往四分之三世紀中國國內的重大社會變革和群眾運動，仍深受五四的模式典範和精神風釆所策勵。

　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學界同人一方面既是追求自我思想文化改造，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熱心實踐全面社會解放的理想，要打破傳統儒家士大夫的框限，走出象牙塔，投入社會，融入普羅百姓中，從而推動社會各階層的改造，結合新的、已解放的民眾，匯聚團結成新的社會集體力量來建設新的民族國家。五四時期「三罷」的成功已正面表現學界聯合各階層，尤其草根小市民、白領藍領勞動者，由輿論鼓吹而變成具體的社會制裁和經濟和服務功能封鎖的實力，可在前線直接抗衡外來帝國主義的侵擾和補救國內官府腐敗無能，為政治、軍事的國家政權力量，再增添了不容忽視的社會群眾民間實力。

　如略為檢討過往數十年中國的重大歷史里程，就可明顯看到多階層性的群眾運動對近代民族國家命運直接貢獻。例如：

　一、二十年代中期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的「國民革命」統一戰線，其中一九二五年由上海爆發而波及全國的「五卅運動」，與香港有直接關係的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省港大罷工」和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的「北伐」，都是黨政當局有效配合群眾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運動，利用工、商、學界的結合力量，藉社會動員來支援成功的革命外交、政治和軍事行動。

　二、一九三一至三七年，東三省「九一八事變」以後全國各地的抗日示威、遊行、罷買日貨愛國運動，以社會愛國力量來抗衡和反對國民黨南京政權的向日本侵略者妥協退讓政策，終於促成西安事變後的第二回國共和合抗日。

　三、一九三七至四五年的八年對日抗戰實在有兩條戰線，第一線是以軍事力量抵抗日軍侵略的前線，而另一線就是大後方的社會群眾全民動員以支援長久抗日的奮鬥，這八年同時可算是國共兩黨間的爭取民心和社會力量的競賽，國民黨在軍事前線正面作戰損傷慘重，而在後方社會戰線上必輸給共產黨的愛國群眾動員的「延安」路線。

　四、一九四六至四九年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雖有龐大的武裝軍事「硬件」的優勢，但無法在漫天高通脹、嚴重官僚貪污、經濟停滯的惡劣環境，作出正面積極有效的群眾動員來爭取社會支援力量和民心歸向，以維持其南京政權的權威合法性和有效管治能力，終於被共產黨的軍事攻擊，配合民眾動員（例如四八年的全國性「反內戰、反飢餓、反逼害」大遊行）由農村回到城市的策略所敗。可見民國時期的群眾運動已形成政治舞台的強大新興勢力，也是顯示漸趨開放，略有社會空間的民間集體力量可影響政權取向的新現象。

　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在列寧史太林式的一黨專政下，由共黨掌控所有一切國家資源和政權機器，從而全面管制和領導社會，似乎不容易有充分空間機會予主動自發性的民間群眾運動來監察抗衡黨政當局，尤其中國共產黨自二零年代以來，頗為積極參與和盡量利用群眾運動，作為其革命動員的社會基礎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反國民黨的民間支援力量，所以共黨十分明白群眾運動的重要性和了解掌握組織動員鬥爭的技巧。但四九年以來國內的現象是往往由黨政當局由上而下策劃，領導發起的各種運動，吸納甚至指令全國民眾參加，可算「運動群眾」而非真正民間主動自發性，獨立於官方的群眾運動，例如五零至五三年，韓戰時的「抗美援朝」運動，農村反地主反土豪劣紳和封建勢力的「三反五反」運動，五八至五九年的「大躍進」及至今談及猶有餘悸的六六至六九年「文化大革命」。

　這都是一幕接一幕的黨政當局編導操控，民眾受策動而參與的官方動員社會的「運動群眾」來支援黨政當局的政策措施，實踐各種對外對內的政治經濟目標，有時甚至淪為派系人事權力鬥爭的工具。正因中共為群眾動員／動員群眾的歷史老牌高手，所以亦有相當經驗和能力來進行各種「反動員」（counter-mobilization）或非動員（de-mobilization），來禁制遏止大規模的自發性民間群眾運動來抗衡督策官方權力。

　在另一角度來看，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九年的四十年間，中國大陸沒有一種真正的開明進步國家政權與開放自由民間社會之間的健康良性的平衡與互動關係。隨著一九七九年以來經濟改革開放，新式科技引進，海外留學教育，國際資訊交流等所引來的種種衝擊，也促使中國社會產生的新意識醒覺和民間群體的活力，同時因經濟成果利益分配享用之不公平與官僚貪污濫權嚴重惡化的現象，亦刺激社會民意的深切不滿。所以十年前春夏之際的天安門事件，可是一種新形成的社會力量與公眾意欲的轉化，藉民間自發性群眾動員的突破來帶動引發追求一種新的有機性社會利益與黨政權新平衡的嘗試。

　如果以傳統馬列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論來看，以經濟結構和生產關係作為的「下層基礎」（sub-structure），可直接影響政治秩序與意識形態的「上層架構」（super-structure）。所以先有自一九七九以來改革開放帶來種種的轉化與機遇，由新興與外來的經濟科技開展引發的新社會意識和民間活力，然後才發生一九八九年的群眾動員，這絕對不是無風生浪，而是頗正常自然，甚至無可迴避的經濟影響社會，社會再影響政治的循環運作。

　再回顧八十年前五四運動期間的客觀經濟環境，當時因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列強為歐戰所累，無暇操控佔霸遠東市場，中國華資民族資本和新式企業有空前的黃金機會全力擴展、經濟蓬勃非常，及至一九一八年停火休戰，西歐戰後復元，對亞洲的產品需求增升和國際經貿、金融、運輸交通的復興，更促進東亞的經濟活力，在中國沿岸通商港埠，造成繁榮景象。當時中國各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學界知織分子，專業人士和勞動階層的經濟實力，和社會意識醒覺，組織動員能力則達至空前盛況，可見經濟的發展，產業的興旺，教育與科技的普及會一定推進甚至解放個人和社會整體的資源及提升民間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和參與，更積極有效維護個人、群體、民族國家權益。就近來看，過往二十多年來香港經濟起飛，教育普及，除製造富裕的生計外，也促進社會開放，思想多元化，意識自由化，各種民間組織和自發性的群眾運動蓬起，為英殖民地政權撤出，主權回歸的政治民主化和管理權本地化帶來有利的堅實客觀基礎。再隔海峽觀察，台灣省以七十、八十年代的經濟繁榮，民生豐足作基礎，進而社會更因科技和教育普及而趨向自由化，民間活力藉群眾動員產生大量熱能，最後也帶來政治民主化，可知中國人近年由經濟發展推動社會自由，再帶引政治民主的「三步曲」已在香港和台灣兩地區有正面的經驗，取得可觀的成果，並且證明科技進步與經濟發達的「硬件」自然應當配合社會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軟件」，達致「硬件」「軟件」相互良性結合，有效發揮。一方面科技經濟發展為自由民主提供客觀基礎，而自由民主為法治人權和產權提供保障。另一方面，這種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軟件」架構也為經濟與科技再提升和突破伸展作出有利的支持和維護，絕對不是相互排斥，而是互作支援。由中產階層背景的學界和專業人士結合勞動界的普羅市民群眾，過往二十多年在港台兩地華人社會的集體動員帶來自由開放進步，但無損經濟發展，反而更帶來公義與安定，為繁華富強開創理想的環境。

　現時的中國大陸，已經歷了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普遍取得可觀的物質成果，全民平均的入息和生計水平逐漸豐裕。日而久之，改革開放帶來的新生產力，新生產關係，市場運作機制，法律制度，企業人事管理文化，國際經貿投資，科技資訊交流等實有相當廣泛而全面、深入的影響，這些客觀的下層結構的變革轉化，就算以馬列主義的邏輯來推演，最終也會自然地影響改造上層的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所以社會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真正改革開放最後不可迴避的正面產品。如果八十年前五四運動為中國社會群眾動力啟創一個「偉大的開端」，則今天經濟改革有成，日趨發達的中國也會逐漸出現一種新匯聚的社會力量和民間多元化意識，藉群眾運動來推展促進一種新的社會利益與政權體制的有機良性平衡互動，來建設一個獨立、統一、富強、現代化、公義、自由、民主的中國，我們對這雖然長遠且多波折，但一定可實現的目標，正如五四時代的愛國群眾一樣，應可抱著樂觀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