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講者：陳明銶

　五四運動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演化過程來看，可說是自晚清以來求變改革、抗禦外患侵略和加強國力的第三階段和波浪潮。第一階段是一八六零年至一八八零年的「自強運動」或「洋務運動」。第二階段是一八九八年康有為、梁啟超主導的「百日維新」及一九零零年「庚子事變」以後的清室新政改革。第三階段便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五四與過往兩個階段變革最核心的不同處，就是五四帶來了民間較廣泛的憂患與危機感和普羅百姓的愛國救亡意識，而追尋的最終變革目標，是「富國強民」，通過全民的改造與革新來拯救中華民族的整體民族國家。這種從下而上、從內而外的改造，與前兩階段的從上而下的變法改革完全不同。五四實開創了現代中國群眾愛國救亡運動的先河。

　過往八十年來，中國歷史的演化，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隨五四所樹立的大目標方向，「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科學民主」三大口號和理想邁進。直至今日，三大目標仍有其高度的切合性和時代感，過往四分之三世紀中國國內的重大社會變革和群眾運動，仍深受五四的模式典範和精神風采所策勵。

　檢討過往數十年中國重大歷史里程，可明顯看到多階層性的群眾運動對近代民族國家命運直接貢獻，例如：一、一九二五年由上海爆發而波及全國的「五卅運動」、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省港大罷工」和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的「北伐」，都是黨政當局有效配合群眾的運動。二、一九三一至三七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的抗日示威、遊行，以社會力量抗衡和反對國民黨政權而促成第二次國共聯合抗日。三、一九三七至四五年對日抗戰，一線是以軍事力量抗日，另一線則是社會群眾全民動員支援長久抗日。四、一九四六至四九年國共內戰，國民黨雖有龐大武裝軍事的優勢，但無法作出有效的群眾動員來爭取社會支援，終被共產黨的軍事攻擊配合民眾動員的策略所敗。四九年以來往往是由黨政當局由上而下策劃、領導發起各種運動，是「運動群眾」而非真正民間主動自發性，獨立於官方的群眾運動。如「抗美援朝」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

　一九七九年以來，經濟改革開放，引進新科技，國際資訊交流等引起種種衝擊，促使中國社會產生新意識醒覺和民間群體的活力，而分配不公平與官僚貪污濫權，刺激民意不滿，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是一種新形成的社會利益與黨政權新平衡的嘗試。這種由新興外來的經濟科技開展引發的新社會意識和民間活力，然後發生一九八九年的群眾運動，是正常自然的，經濟影響社會，社會再影響經濟的循環運作。

　再回顧八十年前五四運動期間的客觀經濟環境，當時中國各大城市的中上級及學界等的組織動員能力達至空前，可見經濟發展、教育科技普及會推進甚至解放個人和社會整體的資源及提升民間對公共事務的參與。

　中國人近年由經濟發展推動社會自由，再帶引政治民主的「三步曲」已在香港和台灣兩地區取得可觀的成果，並且證明科技進步與經濟發達配合社會自由化和政治化，互相結合，互相支援，無損經濟發展，更帶來公義與安定，為繁華富強開創理想環境。

　現時中國已經歷二十年改革開放，人民生活水平逐漸豐裕，這些客觀的下層結構變革轉化，最終影響改造上層的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所以社會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真正改革開放最後的正面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