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正是由於上述原因，偉大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才在對軍閥政府鎮壓的猛烈抗爭中成功了，獲得了「外爭主權和內除國賊」的勝利，軍閥政府雖然企圖鎮壓，卻不敢鎮壓，更不敢施以大規模的血腥鎮壓，甚至只能以讓步、認錯和「拒絕簽字、懲辦國賊」為告終；偉大的六四民主運動卻在中共專制極權統治者們殘酷的和血腥的鎮壓下，讓腥風血雨灑遍神州。從而使得中國大陸甚至是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都開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此可知，兩個民主運動雖然在時代條件、思想基礎、政治立場和勝敗結果上存在著上述重大的差別，但是，同作為偉大的民主運動，它們根本的相同之處，還是在於，它們均爆發在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之中；而它們根本的不同之處，則是一個爆發在革命與復辟正處在公開較量的歲月，一個正處於已經實現了全面專制倒退的「復辟時代」。雖然這個復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猶如北洋軍閥們的企圖復辟和實現復辟乃是在「共和的旗號之下」一樣。雖然中共的復辟乃為北洋軍閥們的復辟所不能比、也不該比。

第三、六四與中國民主過渡歷程的關係

　　首先，我們仍應指出的是，六四運動如同五四運動一樣，也是中國民主過渡歷程中的一場民主運動。其次，我們則應該指出，六四運動乃是一場於專制的全面復辟時代，與以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進行抗爭的民主運動。再者，六四運動還是處於復辟時代和專制改良時期的，一場從期求中共政治改良而迅速地走向了對中共徹底絕望的民主運動。雖然它失敗了，但是，以革命思想來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卻因它而悄然來臨。另外，六四還是造就中共專制復辟政權必然失敗的一個政治「死結」。因為，不論是在朝的還是在野的中共改革派，即不論是體制內外的政治改良派們，均把平反「六四」當成了挽救中共專制復辟王朝的一劑苦藥良湯。然而，事實上，即便是由中共來平反「六四」，都已不可能再挽救中共必然敗亡的命運。更何況一個殺人越貨的慣犯，又焉有資格來為他所殺者和所偷者平反。因為，已經經歷過中共專制暴政和專制「仁政」，即所謂改革的中國大陸人民，今天，面對著不論是捲土重來的專制暴政，還是捲土重來的專制改良，即不論中共專制統治者是要抽刀斷水，還是要橫刀奪命，都既不可能再被壓服，又不可能再受欺騙了，而只能招徠他們對於整個專制制度的徹底反叛。革命，作為歷史的一個不拘任何形式的普遍變革進程，亦終於到了它應該到來的時候。今日遍及中國大陸的自發的人民反抗運動，便是明證。

四、孫中山的民主建國思想與中國民主過渡的必將成功

　如果說五四運動因爆發在革命與復辟，即民主和專制公開較量的時代而獲得了勝利，六四運動卻在中共極端殘暴的大屠殺之下歸於失敗。前者雖然有助於我們認識中國民主過渡進程和檢驗其後的形形色色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後者則向我們指證了﹕中共政權乃是一個為軍閥復辟政府和袁世凱復辟帝國所不敢稍比的專制復辟政權。並且，如果我們還要將檢驗中國民主過渡歷程的標準來檢驗中共的「革命」，中共的統治，和中共七十餘年來的一貫倒行逆施，及其所欠下的億萬血債，則中共的革命就是對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思想的徹底背叛和反動，和對辛亥之後中國民主進程的巨大破壞。正是這一認識，才為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的萬難追求，提供了明確的認識前提和明智的現實追求。

　這個明確的認識前提就是﹕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不僅已經證明了孫中山志在追求民族獨立、人民有權和民生幸福之三民主義思想的完全正確，而且證明了孫中山先生志在還政於民的「軍政、訓政和憲政」之革命進程理論的十分英明，和孫中山曾一再明確指出過的，「革命前必須堅定地反對專制改良和革命後必須堅定地反對專制復辟」思想的極其精闢。特別是在辛亥之後，當中國的民主過渡已經遭遇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公開反撲或公然復辟時，由他所高舉和交代的「護國和護法」的旗幟與任務，即「保護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不遭顛覆和維護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共和法統不遭閹割」，則從根本上指出了整個中國民主過渡的歷史任務和基本方向。已經經歷了十數年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的中國大陸人民，今天，確實已經重新地認識到了這個歷史任務和根本方向。

　這個明智的現實追求就是﹕在中國大陸人民已經認清了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思想的歷史正確性，認識到了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及其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特別是明確地認識到了中共的「革命」和統治，乃是一場革命名義下之曠日持久的殘酷專制復辟之後，終於產生了不僅要將自身對民主的萬難追求與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思想「接軌」，而且要和整個中國民主過渡的歷史任務、根本方向和艱難歷程「結合」這樣一個明智的追求。這就為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民主的萬難追求，在思想、理論、目標、成功標誌和檢驗標準上，帶來了與整個中國民主過渡的完全一致性。猶如清政府那一場專制改良的結局，便是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到來一樣，中共推行專制改良以自救的結果，亦同樣會迎來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只不過這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既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繼承，又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完成。偉大的中國民主過渡，勢將與近現代世界的一些先進國家一樣，終於在歷經了革命與復辟、民主和專制之慘淡較量的主體歷程之後，就要迎來她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最後成功了。

　今天，如果我們要套用孫中山先生在一九零四年所說過的話來說，就是﹕「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中共專制復辟政權正在迅速地走向覆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夠燃成燎原之勢。」

　前夜已經來臨，變革必將成功。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偉大理想一定能夠實現。中國的民主過渡一定能夠走向最後的成功。

註釋

高爾品﹕長篇小說《少夫人達琳》第三二一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近代史》，第四二八頁。

同上，第四八二 - 四八八頁。

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日本由是而獲得了在我國東北和內蒙駐軍的特權。

曹汝霖為交通總長，訂立《二十一條》時為外交次長；陸宗輿為幣制局總裁，訂立《二十一條》時為駐日公使；章宗祥為駐日公使。

《張國燾回憶錄》，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七零年。

孫中山﹕「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原話是﹕「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