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講者:金鐘

　中國知識分子有「在朝執政，在野論政」的傳統，回顧這個傳統可以看到五四運動的理想迄今還是任重道遠。知識分子只有透過媒體才能把自己不同於官方的政見表達出來，因此出版政論刊物成為知識分子論政的必由之路。

　《新青年》：五四運動後逐漸被中共控制。《新青年》創刊一九一五年，提倡民主、科學、反專制等。《新青年》在五四後逐步左轉，到一九二零年已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

　胡適：五四運動民主自由精神的守門人。二、三十年代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前夕，最重要的三本政論雜誌是《現代評論》、《新月》與《獨立評論》。《現代評論》創刊於一九二四年，是以「不附和、不攻訐、不空談」為宗旨的公共論壇。《現代評論》的主角胡適，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卓越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代表人物，故該刊便成為中國自由主義分子二十年代論政的重鎮。《新月》原是文藝月刊，但從一九三零年起也大談政治。胡適在《現代評論》與《新月》之後，又與丁文江、傅斯年等創辦論政月刊《獨立評論》，該刊既反對左派學運，也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專制，要「公平的根據事的批評和討論」。

　儲安平：四十年代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從日寇戰敗至中共奪取大陸政權成立共和國這歷史轉變時期，最值得重視的政論刊物是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誌。《觀察》一九四六年創刊，主編儲安平的政論不迴避當時最迫切的時間和政治問題，一方面嚴厲抨擊國民黨壓制言論自由，又宣揚英國反對黨的民主政治學說，又指出共產黨統治下不可能實現真正民主。《觀察》於四八年被國民黨查封。四九年儲安平在中共治下要求復刊，但復刊半年後被封。

　台灣：自由論政薪火傳承之地。《觀察》是中國最後一本自由主義刊物。一九四九年中共當權後，長達三十年時間，毛澤東均實行嚴酷思想統治，禁絕言論出版自由，自由論政完全失去空間。但在台灣，卻有不少知識分子承襲自由主義的薪火，在國民黨一黨獨大壓力下，為自由論政的權利堅持抗爭，付出代價，終換來了台灣政治制度的開放與民主。一九四九年胡適與傅斯年等於台灣首創論政雜誌《自由中國》。五、六十年代，著名雜誌《文星》、《中華雜誌》、《文學季刊》、《大學雜誌》等在國民黨權威體制下，為維護言論自由作出可貴努力。台灣論政趨勢的重要轉折是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政論雜誌《美麗島》的編輯因舉行三萬人集會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而遭逮捕入獄，雜誌遭查禁。此事件為八十年代台灣黨外抗爭運動開闢道路，知識分子循論政之路參政，國民黨終於一九八七年宣佈解除黨禁報禁，解禁後的台灣論壇，成為最佳言論環境。

　從「北京之春」到八九民運中知識分子的角色。「北京之春」民主潮的出現，是毛澤東死後中國大陸社會的解凍現象，也是中共統治三十年後首次出現的自由論政運動。「北京之春」論政熱潮由北京西單民主牆大字報開始，繼而演變成油印刊物，形成全國民刊熱潮。「北京之春」論政浪潮中出現任畹町、魏京生等民主鬥士，他們來自現實的體驗，遂不具野心，純粹訴諸議論。「北京之春」在鄧小平當政後，民主牆被封閉，在逮捕魏京生後不久就消聲匿跡。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知識分子仍是扮演政論家角色。八九民運後，中國政治的自由論壇轉移到海外，流亡的異見者創辦刊物，以更為徹底和堅定的自由主義立場，探討中國民主未來。今天知識分子論政的客觀條件有很大改變，論政空間擴大，但論政手段的變化，並不會改變對論政的要求：熱情、負責和表達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