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 |
中國改革的新境界 （發言提綱） |
講者：劉賓雁
中國大陸的經濟近二十年來有了快速增長，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但是中國社會越來越不隱定，全國性動亂正在逼進，也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這說明一個國家財富的增長並不等同於社會的福祉。巴西的人均國民經濟總值高出斯里蘭卡一倍，然而斯里蘭卡人的平均壽命卻比巴西人更長，嬰兒死亡率也更低。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問題僅僅是未實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只要實行了民主，中國的一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十年前說這個話，也許還比較接近現實，現在則離現實更遠了。即使明天早上北京出現一個民主政權，在各級政府普遍腐敗、社會全面失序的狀態下，這個政權的有效性也非常可疑。不是說不需要民主，而是說僅僅有一個民主還不夠。世界上這樣的國家是太多了，俄羅斯是最新的一個，而且國情與中國最接近。民主不能解決社會問題。
二十年來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和黨內改革派的一個疏忽，就是把眼光過多的放在經濟上，或者過多地放在上層的政治鬥爭上了。對於社會這個層面，對於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境況，關心較少。然而二十年來變化最大、各種矛盾最集中、最複雜的所在，恰恰就在這裏。中國前途的吉凶禍福，也將在這裏決定。
一九九七年國內一家報紙提出一個疑問：中國的改革派在哪裏？怎麼不見了他？改革派和保守派當然不會消失，它們的社會成份卻變了。今天在中國起著當年陳雲、胡喬木和鄧力群一流人物的作用的，已不是傳統的所謂「左派」。正是在鄧小平的改革中獲取了最大利益的一些社會集團¾ ¾ 瓜分了國有資產而成為千萬、億萬富翁的官僚資產階級、依賴腐朽的現行制度而生存和為所欲為的官方和民間勢力，以及社會地位大大提高、收入大大增長的一部分知識分子。這些人極力維護現狀，唯恐在進一步變革中自身受到損害。
農民、工人和所有低收入階層的無權狀態絲毫沒有改變。改革確是使中國人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間和個人自由。但改革首先是使少數人享有了剝奪多數人的自由；是這些人首先並且最大地利用了政治和經濟的「空間」，而多數人則一如既往地連維護自己生存條件的機會都很少。這就使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國社會關係中黑暗與腐朽的部分加速度地再生產起來。
表現為社會倫理、道德狀態空前淪落的種種現象，事實上是專制制度加黑暗、腐朽的社會關係之反映和結果。中國人雖然沒有公民的權利，又何必承擔公民的義務和責任？一個十二億人口的社會，覺得自己吃了虧、人人覺得自己有理由用任何手段向社會索取而不覺得自己對社會對他人有任何責任，這是一切危機中最可怕的危機。人的問題已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問題，同時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在這種條件下，一個良好的政治制度很難建立，建立了也很難維持。順民演化為暴民（或由暴民統治的順民）的傾向正在加速發展。
而這就成為少數知識分子較易排斥人民群眾介入政治的理由！同時，他們要求人民進一步解除武裝，束手等待
「漸變」。孰不知一個社會的正面因素和負面因素是在同時演進的。曾經有人擔憂，香港回歸後廣東省會「香港化」。現在我們見到的不是香港化，而是在澳門尚未回歸時中國大陸已經在一片一片地澳門化了。在中國的中部和西部，中下層政權正走向黑社會勢力手中轉移。中國政治的最逼真的前景是：中國人一方面要繼續接受中共政權的統治，同時又必須接受一個「二政府」。在不少地方，二者已合而為一。
在這種情形下，還企圖建造一個西方自由主義民主制（「憲政民主」），而排除人民群眾的參與，只能是一個夢想。不去創造條件，讓中國人最廣泛地參加到政治變革和社會改造的過程中來，通過長期的實踐來改變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以及人的主體狀態，一切政治改革方案都只能是幻想。
中國有條件做到這一點。中國人民加上潛藏著巨大的政治能量。問題是必須找到一條路，阻止中國人轉化為破壞力量的那個過程，使中國人的雄厚創造力能夠真正用於中國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