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陸 鏗 講者簡介
我生於一九一九年，是五四運動的產物。今年欣逢五四運動八十周年，能夠參加在香港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及八九民運十周年展望民主中國國際研討會」，可以說是姻緣巧合，也可以說是命中註定。至於「六四」，我是在天安門學生愛國運動初起時就在中國大陸親身感受運動的激蕩。遺憾的是，八九民運以後，未能再到大陸。一九九七年十月，應邀到大陸參加一個詩詞研討會，在美國舊金山正式向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申請得到簽證。不料，在文錦渡入關時，我的護照經過電腦忽然響了起來，一位身著軍服的女上尉關員情不自禁地：「咦！怎麼會叫？」我說：「小姐，這就是黑名單了！」她說：「呵！您請一旁休息，我去請示。」一直折騰了三個鐘頭，中間經過邊防少校的招呼換了一個沙發坐，中尉奉茶，最後上校告知：上面答覆，陸先生不能進去。從而我證明自己確已上了中共的黑名單。我告訴那位上校叫他向上反映：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為甚麼怕一個年近八十的老頭子？何況我的目的不過是回雲南老家探親。如果不放心，儘管派一兩個特務跟蹤。剛剛在聯合國人權公約上簽字，就做出這樣的笨事，難怪李鵬有「弱智兒童」的雅號。 我的人生經歷驗證了，我不僅是「五四」的產物，也因「六四」受到了「特別待遇」。因此，今天的講題就是：從「五四」到「六四」。 「五四」和「六四」，是中國本世紀最具有標誌性的歷史事件，而建設一個民主的新中國，則是「五四」和「六四」這兩場愛國民主運動所追求的相同目標，用時新的話語來講，就是要推動中國完成從傳統向現代化的轉型。但是，從「五四」到現在已經八十年了，從「六四」到今天，也已經十年了。不管是經過十年，還是八十年，令人十分遺憾的是，非但這個目標在中國還沒有實現，甚至於「五四」和「六四」所反對的東西，卻又由於各種原因在中國大陸開始死灰復燃。 過去的八十年中國歷史，雖然是一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動蕩變遷史，但中國社會專制傳統的本質始終沒有改變。中國人追求民主何以始終不能實現，我認為，其根本的癥結在於中國的封建專制傳統根深蒂固。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提出了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對中國的現代民主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由於他照搬了列寧主義的建黨理論，所實行的民主就被集中所代替。其後遺症至今仍然對中國政治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袁世凱和北洋政府時期，傳統的專制獨裁勢力一度借用西方的議會模式和政府結構，企圖苟延殘喘，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此後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剽竊了德、意法西斯的一套，加上「攘外必先安內」，被史家批評為「民主無量，獨裁無膽」。共產黨雖然以「翻身解放」、「當家作主」的口號號召人民，並以現代民主政治為武器，同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但是一旦當它奪取政權以後便開始「異化」，中國大陸就更無民主可言了。在共產黨的辭典裏，民主的定義就是「人民當家，我（中共最大的當權者）來作主」。半個世紀來，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簡直就是在開民主的歷史倒車。 毛澤東自稱領導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卻以「人民」的名義推行了一種「全能政治」，使得傳統的封建專制演變成現代法西斯個人獨裁的全面專政，他甚至不諱言自己是「比秦始皇更高明」的暴君。「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黨同伐異，及其「繼續革命」的「鬥爭哲學」，把整個民族推向史無前例的大浩劫之中，國家瀕臨崩潰的邊緣。到了鄧小平時代，雖然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於他的氣度與眼光所限，忠黨勝於愛國，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先後把有開明作風的胡耀邦，和要求在民主與法治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趙紫陽趕下了台，並動用軍隊坦克，在光天化日下血腥鎮壓了天安門民主運動。這雖然導致了結束冷戰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全面失敗，也使中國背離了世界文明的民主潮流，迫使中國至今仍在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環視當今中國大陸，雖然有人號稱中國已開始了一個新的「江澤民時代」，他也自稱是「跨世紀的領導核心」，要率領中國人民邁入下一個世紀，但是嚴峻的事實是江澤民的格局限制，他只能「鄧規江隨」；江澤民除了繼承鄧小平衣缽，熱中於在權力鬥爭中玩弄平衡策略，看不出他在政治民主方面進行實質性改革的誠意，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在胡耀邦、趙紫陽的已經作出的改革方面有所倒退。我們看到的是，中共作為一個傳統的由農民革命起家的政黨，依然等級森嚴，如大陸的新聞媒體，不是按照領導人活動和講話的內容重要性來自行決定報導的篇幅和先後順序，而是必須嚴格按照他們在中共黨內的地位等級來決定，這在最近江澤民、李鵬、朱鎔基外出訪問和送迎禮賓活動報導中，可以得到證明。朱鎔基訪美、加的重要性與轟動性，遠遠超過李鵬的訪土耳其等國，但在《人民日報》的版面上，李總是先於朱、大於朱，貽笑大方。 香港，對於中國大陸來講簡直是一個「世外桃源」。當香港還是一個殖民地的時候，儘管民主並不充分，但它的自由環境及其法治曾經對中國現代歷史上的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共產黨反抗和顛覆國民黨政府、中共的改革開放，以及十年前「六四」血腥鎮壓後接納了大批的逃亡者，都作出了舉世矚目的貢獻。同時，世界上每年紀念「六四」周年活動中，香港還一直是參與人數最多的一個中心地區。尤其是九十年代開始以來，以政黨政治發展為核心的民主政治，在香港有了長足的進展。但是在九七年七月一日「主權」回歸中國以後，情況雖然比預期的要好，香港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並沒有改變，但是在政治選舉、新聞自由等許多方面開始打折扣了。特別是特區政府這次拒絕民運人士入境，使得王丹、嚴家祺、劉賓雁這些學者型又負民望的人無法到會，真正受損害的不光是王丹他們，而對「一國兩制」造成的傷害，其實更大。 在過去二十年中，台灣在快速發展經濟的同時，已經完成了民主轉型，政治民主化有了相當的發展，這已經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肯定，它與香港一起，為中國大陸人民爭取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的改革樹立了榜樣，以致大陸過去有這樣的說法：「經濟學香港，政治學台灣」。台灣的反對黨制衡、新聞自由都已經相當成熟，不過台灣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雖然是民選產生的，但他實行的基本上還是一種傳統威權統治，老百姓可以公開地天天罵他，並不影響他的實際權威；相反的黑金橫行，肆無忌憚，也許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民主。足見民主政治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台灣的民主發展也還有待改進和完善，特別要避免民粹主義的傾向。 在放鬆搞活經濟的同時死死控制住政治，這種跛腳式的改革經歷了二十年以後，中共在大陸統治的合法性危機暴露得日益明顯了。因為江澤民、李鵬對自己掌握的權力，絕不如毛澤東、鄧小平那麼有信心，所以就一味採用傳統的方法──增加鎮壓異議人士和民主運動的力度，所謂要堅決地「把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並冒天下之大不韙把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等民運人士判處十年以上的長期徒刑。在這種情況下，大陸的中國人民在追求「五四」和「六四」提出的目標時，甚至要比以前付出更加艱苦的代價。 中國沒有完成民主建設的目標，當政者是有責任的，我們知識分子也是有責任的。以我自己為例，一輩子獻身新聞事業，也算是個緊跟時代開放步伐的新聞記者，但是也還殘留著濃厚的傳統意識，加上在毛澤東統治下生活了近三十年，共產文化在我身上有一定的烙印。要真正把民主當作自己的一種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也還有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儘管如此，我對中國的民主前途還是樂觀的。從「五四」到「六四」，證明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證明世界的民主大潮不可阻擋。最近發生的法輪功信徒在中南海展示的萬人示威，反映了公民社會終要在大陸出現；當政者要以犧牲人民的自由來換取安定，適得其反。 今天在香港還能舉行「六四」紀念活動，體現了香港所具有自由民主的生命力；香港人能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正是對大陸人民的鼓舞。台灣民主的不斷進步，對中國大陸也是一種促進和推動；加上海外中國人的共同努力，我對整個中國的民主前途是樂觀的。我今年足八十歲，活到一百歲還有二十年，我深信，在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國實現民主，而且是比美國還要健康的民主。在座的絕大多數都比我年輕，各位當然可以看到中國實現民主。君不見，「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