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 |
艱難的起步－－中國的人權狀況 |
講者:劉 青
1.恥笑人權
一九七八年底，雲貴高原的幾個青年人來到北京，在民主牆張貼了一封致美國總統卡特的公開信，所寫內容就是人權。中國政府後來在長達數年的時間裏，通過報紙、廣播、無數的大會和小會，對此嗤之以鼻，說民主牆那伙人在向美國總統乞求人權呢。在迫害民主墻的年月裏，這條罪狀長期被用來證明民主牆是一伙烏七八糟的人。七八年的中國，人權不僅是禁區，而且被幾十年的宣傳塗染成了荒誕不經的問題，中國政府順理成章的把它鍛鑄成了大棒打異己，中國多數百姓對它一無所知又視若瘟疫，就是有些民主牆的參加者對它也避之唯恐不及。有意思的是，撰寫這封信的黃翔，在民主牆還發表了其他簽署真名的詩詞和文章，獨獨這封給總統的信忘記了留名。如果這一忘記原是發表這封信整體籌劃的一部分，就可以看出，即使勇敢又渴望人權的人，當年扣人權大門時，有著對現實狀況怎樣的疑慮。
這和當年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符一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中國，從官方報告的字裏行間和其他研究中國的資料看，有四千萬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他們消失在綿延不絕的政治運動和由政治運動驅動的經濟運動中。數以百萬計的上訪者在廣袤的國土上流浪，為的只是求討昭雪平反。從現實到理念，大陸的中國人那時還不知道距人權有多遠。所以，面對無所不在的人權侵犯，人們的智慧不是用來躲避自保就是咬牙忍耐。
傅月華組織的遊行很能說明那時的人權狀況和人們心目中的人權理念。這次遊行有一些特點：它是發生在北京東西長安街上抗議政府和共產黨的首次遊行；遊行的口號是「反饑餓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權」，這是一字不改的使用了當年共產黨領導的抗議國民黨的遊行口號；從遊行的組織者傅月華王振雄算起，它的成員幾乎清一色是無法生存的上訪者。遊行隊伍從東長安街往西長安街走，開始有一二百人，計劃最後到民主牆前召開集會，講述他們所受的迫害和痛苦。跟隨他們的外國記者有一大批，好幾輛採訪車，大大小小的錄影機和放影機，緊緊追蹤大概四九年之後就沒有在中國大陸拍攝過的場景。好奇的中國人絕大多數不敢靠近，遠遠觀看面有困惑和恐懼。少數走過去的是相反的兩極，有人鬼鬼祟祟聲音不高的表示同情、支援和激勵，但也有人衝上去破口大罵。最後，這支遊行隊伍被人數少得多的破口大罵的人衝的七零八落，終於不了了之。這時他們已經到了電報大樓前，離當時中國唯一的一小塊敢說點真話的民主牆僅有幾十米。靜靜的在民主牆前看民主人權文章的大量讀者，也靜靜的看著他們被衝散。我聽到一個約三十歲的青年衝上去怒吼：「就你們這樣子，活該不給你們平反，說明過去把你們收拾的不夠。」
一九七九年旗幟鮮明專門追求人權的組織，只有產生於民主牆的中國人權同盟。它是由任畹町、陳旅和張溫和等人成立的組織。成立時發表的人權十九條，是他們對世界人權理念模糊朦朧的理解及對中國人感觸深痛的那些權益的結合物。這個組織早期的總部設在天景二號陳旅家中。到過天井二號的一些民主牆成員常以玩笑輕視的口氣說，那裏是大車店，民間的上訪接待站。這說明當年敢於爭取人權的人，主要是失去了生存保障的上訪者。同時還說明，就是民主牆成員，對爭取生存權這樣的人權，也還缺乏真正的理解和支援。我七九年接待過許多來訪者，對要求改革要求民主很贊同很支援，但是一提人權和人權組織，總覺得不是正路怪裏怪氣。正是整個社會在人權意識上的貧乏和扭曲，中國政府才會以蔑視加調侃的態度談人權，不是對人權嗤之以鼻，就是企圖用人權醜化民主墻。
2.以清污和鎮壓對付人權
但是，像醜小鴨一樣，一個壯麗的生命不會為歧視偏見所凋萎。人權在民主牆被鎮壓以後，並沒有從中國社會消失，反而以淡一些的面目登堂入室，在官方的報刊雜誌和廣播中出現。這次不再是投訴無門的平頭百姓，而是中共主管意識形態最高層的一些人，如果硬要找他們和民主牆時期那些人的聯繫，大概只有都受過人權迫害這麼一個共同點。不過，鄧小平也受過迫害，可見這一個共同點並不是決定性的。
這批人中主要有王若水、王若望、夏衍和周揚等，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夏衍和周揚。這不僅因為王若水、王若望一些人在此之前已經有過關於人權民主的言談，夏衍和周揚是新出現的黑馬，更主要的是他們兩人以往的情況對比這次的言談，反差之強烈給人印象深刻。周揚是中共中央的宣傳部長，夏衍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這個部統管和指導中國一切意識形態文化藝術。兩人自三十年代起，就是共產黨在這一領域的幹將，五六十年代後更是這一戰線上實際操作的前台主帥。魯迅文章中所談的四條漢子，夏衍和周揚是其中主要的兩條。中國四九年以後的文藝宣傳界的人士說，夏衍和周揚是兩根棍子，從四九年一路打到六六年。但是，六六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那些新冒出來的棍子，把他們兩人也幾乎打折。
這場實質在談人權的討論，是從一九八二年開始的。這個時間與民主牆被徹底解決的時間，即不僅西單民主牆被取締，已經大傷元氣但是仍然有些聯繫和活動的剩餘的民主牆人士也全被捕入獄的一九八一年，只相隔了一年。
不僅時間相距很近，如果深入下去注意事物的本質，民主牆所追求的目標，與這次報刊雜誌討論的人性異化，其實反映了一個事物的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民主牆爭取的是政治民主化和基本人權獲得保障，即通過實踐爭取社會遵從理智和人性，這次討論談的是人的異化和人性、人情、人道等，它的潛台詞是在理論上證實有人性和需要遵從。民主牆與這次討論相隔時間的短暫，參加者屬於截然不同的人士，看似不同的話題但所談的實質卻是一個東西，說明中國以往的災難給了不同的人在人權上相同的啟示。
像民主牆一樣，這次關於人性異化的討論，開始出現的時候，沒有遭到壓制。於是，中國的報刊雜誌宣傳廣播一時異常活躍熱烈，大量關心國事的知識分子投入了討論，更多的人十分關注這一重要理論的變化和發展，真有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味道了。雖然是引用了馬克思有關人的異化、本質等話語出發，但一路向人情、人道和人性發展，否定了教導人們對異己「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的革命的人道，接下去就快要到人權了。但是，壓制人權始終是專制的基石，這一領域異常敏感，觸摸不得。於是，針對這一意識形態上的新情況，還有社會上日益活躍內容多樣的生活，中國政府一九八三年開展了「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掌握著中國政治上全部權利的鄧小平說，「清污」是他八三年僅做了兩件事中的一件。
周揚是「清污」運動的犧牲品。這次「清污」運動，中國官方表示的勝利標誌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周揚的檢討文章。中共那時的總書記胡耀邦也公開說了這樣意思的話：檢討了就還是好同志，一不打棍子二不揪辮子，該作甚麼以後還作甚麼。但是在高壓下寫了檢討的周揚，已經不可能該作甚麼還作甚麼了，報紙公開他檢討後不久，他就住進了醫院，此後再也沒有離開。一九八六年前後，他神智出現了問題，生命對他剩下的只有痛苦。一九八九年，坦克碾過北京，許多年輕的生命被碾碎，周揚稍後不久在醫院裏無聲無息的離開了人世。
與思想理論上的高壓同時進行的，是對社會行為的大清洗，即鄧小平自稱的八三年所作的另一件事「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鄧小平所作的這兩件事在功效上是互為補充的，在實質上是一致的，其實是從理論到社會實踐對人權的一場大迫害。不過「清污」是針對思想意識的，具體的人大多是執政黨自己的進階官員，所以還表現的比較溫和，「嚴打」是衝著社會生活行為來的，打擊的物件是政治控制略微放鬆後在生活上有強烈的要求和表現的一般人，因此充滿了血腥氣。一九七九年之後，中國人藍螞蟻的形象正在快速改變，服裝的花色和式樣短時間內變的豐富而且色彩斑斕，性觀念上的變化猛烈地衝擊著中國人在性上的神秘、保守和迂腐，以跳舞為突出表徵的對生活樂趣的追求如決堤之水奔瀉而下，等等。這些變化並不一定完全是好事。同時，像人的異化的討論一樣，這些變化似乎同人們頭腦中典型的人權觀念不完全相同。但是，如果注意到中國從前所以沒有變化，完全是政府動用行政和宣傳的力量，在許多時候還動用了專政機器，對人性強力束縛的結果，就可以知道這些改變在中國是人權的恢復。當然，這些變化還僅是生活態度上的變化，人們努力追求的還僅是獲得生活情趣上的人權，沒有涉及政治和尊嚴上的人權。就是如此，像不能容忍異化的討論一樣，這一獲得生活情趣上的人權也觸動了專制機制異常敏感的神經，遭受到「嚴打」。十分典型說明這場運動在人權上的迫害程度的，是對於跳舞者的迫害，有人因為跳舞被逮捕、被判刑，甚至被槍斃，例如西安馬燕秦跳舞一案，數百人被逮捕，數十人被判刑或被槍斃。
所以，民主牆直接訴求人權與此後在理論和實踐上迂回取道人權，兩者的再一個共同之處是結局，它們都在高壓之下失敗了。不同的是，對於民主牆的努力，中國政府以恥笑和不大的力氣就給擊潰了，而對於人性異化的討論和社會追求生活情趣上的人權，則是運用了全黨全國的力量，發動一場運動以根除影響。也許，所費力氣和認真程度上的差異，還可以給人兩者之間的時光沒有白白流失的安慰－－人權已經發展到中國政府要花費點力氣來對待的時候了。
3.人權已是社會運動的目標和旗幟
鄧小平作了八三年的兩件事之後，進入了他一生權力的鼎盛時期，標誌就是他在國慶節以最高統帥的面目大閱軍，而且大學生的遊行隊伍高高擎舉著「小平同志您好」的橫幅標語。這說明他不僅控制了專制國家最高權力，而且得到了許多獨裁者難以得到的社會基層的曲意討好。事情奇怪的一面是，幾次被鄧小平痛打並使他借助這些功績攀升的人權意識，在鄧小平一路上升和鞏固權力的同時，不僅沒有縮小、消亡，反而也在上升和鞏固。最明顯的說明也是「小平同志您好」的橫幅。中國是個官本位的國家，對於有官銜的人不可以直呼其名，這種稱呼在中國人的意識裏暗含了輕視和不恭敬，是會種下禍根的。把姓和官銜連在一起稱呼，是對官員上司承認自己的低下和敬畏，直呼姓名是身份高的人才有的不成文特權。因此，公開打出「小平同志您好」的橫幅，除了表面示好的一層，潛意識裏，也有人的權利和尊嚴上升的一層。
八三年之後，在理論上闡述人權的，是新的人和新的形式，他們既不像民主牆人士那樣站在社會上大聲疾呼，也不像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官員那樣在馬克思主義中挖掘和求證，而是進入了學堂和社會作品，社會基礎和範圍都比以往深厚。他們的代表如科技大學的方勵之教授和作家劉賓雁。方勵之是科技大學的副校長，他的學者兼行政管理者的身份，給他提供了許多向學生講述民主和人權理念的機會，影響很快超出科技大學而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劉賓雁則通過他讀者眾多的報告文學，揭露中國社會中人權侵犯的嚴重惡劣，其影響力迫使行政或司法部門對一些個案的不得不糾正，因而大大激勵和促發了許多人捍衛人權的勇氣和努力。那些年裏，還有一些個人的案件對社會人權意識的提升也很有意義。如喬雪竹的著作權之爭，遇羅錦的離婚案件。這裏，她們的對錯是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種爭取和捍衛自己權益意識的覺醒。人權的基礎就是要能夠意識和分清自己的權益，才會爭取和捍衛自己的權益，進一步才會知道尊重和保護別人的權益。
正是由於八三年之後，遭受多次沉重打擊的中國社會中的人權意識沒有消亡，反而像經受過嚴冬的生命一樣，更加生機勃勃頑強茁壯，所以在八六年的學運和八九年的民運中，人權才會每次都是一面旗幟和公開爭取的目標之一。眾所周知，這兩次運動在中國政府的鎮壓下失敗了，但是它在人權上所展示的意義卻不應忽視。
八六年的學運，是知識分子的運動，主要成分是大專院校的青年學生。從七九年開始，內心意識到了人權重要，痛感中國缺乏人權而導致許多災難，因而對人權有濃厚興趣的，大多是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當時在北京大學的胡平說，有次下課後，教師說還想談談人權，紛紛離座的學生又重新歸座，打起精神準備洗耳恭聽，教師只說了一句人權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便使得學生們一哄而散。這個事例很可以說明青年知識分子對真正人權的關注。八六年學運中人權是爭取的一個目標，第一是這種關注在年輕知識分子中已經相當廣泛，第二是關注升級為爭取的行動了。不過，這次爭取還只是知識分子先行者的單獨行動，缺少社會整體的參與支援。中國政府對這次運動使用了軟硬兼施的鎮壓策略，一方面將政治舞台前台的頭號人物胡耀邦撤免，登報開除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的黨籍，一方面宣布不搞秋後算賬不搞運動，使這次沒有社會廣泛參與的人權民主很快消沉了。
八九年的運動，有些人也稱為學運，其實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民主運動，學生在這次運動中雖然起著重要的顯眼的作用，但全國數以千萬計的其他民眾的投入，學運是包容不下的。這次運動中，人權仍然是一面旗幟和一個爭取的目標，一定程度上起著凝聚和激勵人們的作用。這說明人權在中國已經為更廣泛的人所關注接受，社會願意將它當做一個目標去爭取了。中國政府對包括人權在內的這次運動的政治訴求，呼叫了數十萬精兵強將，動用了飛機坦克，靠流淌的鮮血和碾碎的生命才使之歸於沉寂，也說明人權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有了不容忽視的份量。
4.恐怖中人權意識的考驗
八九年的人權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後，中國政府擺開了全面整肅的架勢，一方面是為了根除人權民主的力量，一方面是共產黨極左派想趁機把中國倒退到毛澤東那樣的專制時代。我當時被關在陜西渭南第二監獄的嚴管隊裏，眼看著嚴管隊騰空了一層樓，培訓了大批的犯人，四處張揚著說：因六四「暴亂」而判刑的學生市民，凡是分配來咱們監獄，先讓他們在嚴管隊裏磨兩年野性；而死不認罪的那些人，只要在監獄一天，就別夢想看到嚴管隊以外的藍天。後來我被轉移到漢中第三監獄，看到那裏的嚴管隊為六四「暴亂」的學生市民，趕做了大批鐵床，其堅固程度怕是幾代人也睡不壞。
社會上同樣殺氣騰騰，每一個單位都像過篩子一樣過所有的人，人人要表示同黨中央保持一致，與「動亂」「暴亂」劃清界線，交代自己在這場運動中的行為和表現。黨員更是要進行重新登記和審查。持續不斷的審判和行政處罰，將社會壓入恐怖和驚慌之中。這種強化人類真理和救世主的地位，同時以監獄配合整個社會全方位施加高壓，是中國政府和執政黨最擅長也最有效的統治藝術，幾十年來就是靠了它，把中國社會調教得不懂人情和人性，當然也不懂甚麼是個人的權益和尊嚴。所以，才會演出文革那樣的人類醜劇，不僅一般的人相互告密、攻擊，肆意侵犯他人的人權，甚至夫妻也相互誣陷自保，父子也反目為仇劃清界線。「六四」後，中國當局就指望這一法寶再次靈驗，重新回復堅如磐石的統治。
然而，歷史難重複，過往「畢竟東流去」。在「六四」後的整肅恐怖中，有許多感人的故事，顯示了中國人的人格在黨文化的灰燼中重新萌芽，幾年來的人權意識已有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可以試舉幾例：寶雞師範學院的院委會議上，奉上級指示的院黨委領導要求人人表態「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一位院長助理憤而站起來說，「無法和殺人犯保持一致」；「六四」後中國政府設立了舉報電話，時常收到舉報鄧小平、楊尚昆和李鵬，罪行是指揮殺人；王軍濤、吾爾開希等一些被全國通緝的人，在逃亡的程序中受到無數認識不認識的人的協助和保護，有時為了幫助一個人有十多人被捕判刑等等。
當然，絕大多數人不像這些英雄那麼英勇。告密依然存在，陷別人以自保還是某些人的看家本領，可是那種堂而皇之和以此為榮已經無影無蹤，做這種事時常常鬼鬼祟祟不說，有些人事後還會告訴被告密人一些情況，以便他事前有所準備。絕大多數人採取的是不合作態度，不告密不攻擊別人，雖然抵擋不住各種處罰的高壓，覆述了報紙和上級教導他們說的話，但內心十分痛苦，有人講述這種屈辱時甚至留下了淚。由於大陸已是這樣的人權意識狀況，加之國際上強大的人權壓力，這次中國政府打算恢復毛時期統治的中興計劃才虎頭蛇尾的走了過場，大多數為「六四」政治犯預備下的監獄鋪位沒有等來要收拾的犯人。
5.八九年至九四年－－變化的邊緣
「六四」之前，中國爭取人權的力量，幾乎是孤軍奮戰，國內基礎不夠厚實，國際缺少有力的聲援。「六四」這一震撼人心的事件，極大的改變了這種局面。國內的人，尤其是那些有識之士，越來越多的意識到人權是一個社會的基礎工程，雖然不像政治運作常常有立竿見影的效應，但也不像政治運作大多懷有急功近利的心態。將人權的改善寄望於政治權利的改換，看似快捷，但回顧歷史卻發現，在轟轟烈烈熱熱鬧鬧和代價昂貴以外，社會離原來的出發點並沒有多遠，僅是一些政治人物的位置得到徹底改變。反之，艱辛遲緩的人權運作，一般在看得見的年限裏，很難有根本改變的期待，但每一步都是前進，都為更好的政治運作創造條件。而且，在「六四」之後國際國內的各種綜合條件下，情況變得比較適合爭取人權。通過爭取人權狀況改變，達到中國社會整體發展和改變，這是一條和平的可行的道路。有越來越多關心國事的人，在人權上大力呼籲和投入力量。同時，一般老百姓也由於中國社會的變化，日益意識到人權對自己的重要。因此，中國社會的人權基礎比以往厚實了許多。
國際上，中國的人權事業也得到了一定的支援。「六四」以前，由於中國政府的嚴密封鎖，國際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沒有甚麼了解，透過竹幕的殘缺不全的影象和聲息，還不足以促成人們真正的關切。在那個時候，國際上佔上風的看法，甚至是接受了中國政府的宣傳，比如對於爭取人權的民主牆，就和中國政府的看法相近，認為是干擾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瞎胡鬧。然而，「六四」那場血腥鎮壓，由於有電視現場錄像和播放，成了中國政府在全世界面前進行的屠殺表演。這種殘忍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憤，從「六四」那一天開始，中國不良的人權狀況，始終是國際社會關注的重點，得到國際輿論的同情聲援，民主國家政府也以一定方式，表示對中國人權的關注和促其改變。
在國內的變化和國際的壓力下，儘管「六四」後中國政府想的是恢復原來的專橫統治，卻也難以扭轉整個歷史潮流，所以「六四」後的幾年，中國的人權狀況還是有了一些變化。
從社會方面講，人權意識比以前明顯高漲，人權的爭取也比以前勇敢、策略、平和及富有韌性，而且顯現出較為牢固穩定。舉例來說，言論出版權是重要的人權，還在「六四」之後的恐怖階段，就有人堅持行使自己的這一人權，國內不能發表，就投稿海外，即使被抓也不畏懼後退，王若望、張偉國等一些人就是這樣。再如籌劃成立人權、權益組織的也大有人在，九三年北京發起和平憲章運動，而上海和西安就有人要求註冊，行使結社自由的權利以保護人權，雖然遇到刁難和威脅，但並沒有動搖他們爭取人權的意願。就是一般人的人權意識，也與「六四」前大不相同，沒有人再認為人權是可笑而虛幻的東西了，雖然對人權的理解不夠完整正確，但人權可以保護並對自己有益卻已清楚。
中國政府這方面，由於國內民眾的不合作，國際上強烈的人權壓力，雖然有效的阻止了「六四」之後中國政府打算進行的全面的嚴厲的迫害，但並沒有能夠使中國政府改變它在人權上的一貫立場。這就使得一八八九年之後的各種有利條件，還不能構成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本質改變。中國政府依然拒絕世界批評，以生存權發展權和民族的特殊性為理由，堅持在人權上我行我素。另一方面，為了應付國際壓力和國內發生的變化，在本質不變之外，又有一些非本質的具體的變化。
所以說中國政府在人權上本質沒變，是因為只要涉及敏感問題或是中國政府認為對政權有挑戰性的問題，不論怎樣侵犯人權或者違背中國的法律，中國政府都不會在意國際壓力和國內民眾的看法和感情，而是一如既往的鎮壓迫害。例如：
抓捕、關押和審判，繼續是中國政府對付異議人士的重要手段。「六四」後的幾年，每年都發生大量的這類案件，使中國的人權一直是國際關注的焦點；
言論思想集會都是重要的人權，但八九年「六四」之後對這方面的控制，甚至比此前更為嚴厲，這一人權領域至今也沒有出現鬆動和改善；
對被關押的良心犯政治犯的迫害和虐待，仍然是中國政府逼迫異議人士接受改造和轉變，以利其維護專制統治的手段；
為了維護統治，中國政府還進一步通過立法的形式施加控制和迫害。如安全法暗含了可以不准中國人回國的意思，並且允許警察對電話搞竊聽活動等等。
可是，中國政府不認為直接挑戰專制的人權問題，「六四」後的幾年就有一些改變：
首先是理論和態度上有一定變化。理論上不再一味強調人權是內政，而是改為強調一部分人權更重要，態度也有所軟化，曾表示歡迎國際紅十字會去監獄視查；
中國大陸有一些人在海外發表了持不同政見的文章，這雖然叫中國政府惱怒，但處理比以往輕緩。前文化部長王蒙曾經在香港的演講中說，中國政府目前允許大陸人寫文章在海外發表，這一說法雖然不符合事實，但在海外發表文章的人所受迫害，確實遠低於過去；
在抓人和放人上也有變化，過去中國政府不管對錯，抓了就很難放。「六四」後非法被抓的許多人常是臨時關押，應付政府害怕出現的麻煩，如不再有影響和作用，便可能釋放；
中國政府對於人權的壓力和衝擊，比以前有大一些的忍受力。有些受迫害者和他們的家屬開始運用國際人權保護機制來保護自己，如向聯合國投訴，請求國際人權組織的幫助，希望海外新聞媒體報道以期獲得國際上的重視、同情和聲援。這些在過去被視為滔天罪行的做法，「六四」後逐漸變得不再嚴重，已經很少有人直接由於這樣的行為被關押判刑；
也許，最大和最有成效的人權變化是在不涉及政治的領域。「六四」之後，中國政府逐漸放棄了強硬的社會主義路線。一般人的生活和經濟活動，只要是與政治統治無直接關係，中國政府不再強行干涉、管理。因此，中國人民在政治權利之外，已經享有了不少的自由和人權，其中包括私下批評和不滿政府的言論。
當然，上述這些人權方面的變化，遠遠不夠，而且盡是表面文章，遠未具有人權實質改善的意義。如果只注視惡劣的人權狀況，對中國人權的未來難免感到失望。但是如果從七九年到九四年，縱向觀察分析中國的人權狀況，還是可以看到歷史的進步。給人鼓舞和希望的是，中國社會的人權意識和需要日益加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人權情況遠比以前了解、關注，並存在著一定的影響和壓力。而困難之處則是，中國政府把人權問題視為一個政治問題，而且是與政府的生死存亡關連的政治問題。儘管如此，中國政府已經難以對人權採取進攻性的戰略，而是處於守勢了。這些綜合因素使人可以樂觀推測，中國的人權發生本質性的變化和改善，已是大勢所趨的歷史潮流。
6.人權是否在走回頭路
中國政治有一種怪現象，即戲劇性的變化，以及政治人物說了不算、算的不說。鄧小平高度讚揚民主牆言猶在耳，即開始大抓民主牆人士判刑勞改，而民主牆卻是造成他獨掌大權的政治力量。這樣轉臉巨變的事例，在中共的統治史中屢見不鮮。最新的事例，是《紐約時報》對於中國人權狀況的評述。《紐約時報》在九八年十一月二日社論中說，幾個月以前還有理由希望，中國當局正在稍微放寬言論自由。但十月以來形勢驟變，公安部門在全國一連串的逮捕、羈押、抄家搜查行動，讓國際社會和中國民間的希望破滅，顯示中國又在走壓制迫害的回頭路。這不僅是《紐約時報》的看法，最近已是國際社會的普遍認識。為何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裏，國際社會的看法有如此大的劇變？其實是因為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裏，發生了令人有理由作出如此判斷的大量事件。
首先是有大量事實，使國際社會確實「有理由希望」，中國可能逐漸的主動的改善人權。譬如，一九九七年底，中國政府簽署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十個月後又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中國政府以保外就醫出國治病為名，釋放了魏京生；六個月後，又以同樣理由，釋放王丹出國。法律上的變化也引人注目，制定了內容有重大修改的新刑法，廢除了非法剝奪數百萬人自由的收容審查制度，承認和確立無罪推定的審判原則，允許律師立案後就介入以維護被告權益等。而中國政府處心積慮在國際上的活動，更是廣為世界所知並關注。如克林頓訪問中國不僅與江澤民展開人權討論，還史無前例的通過電視向中國民眾直播；從未使用過中國的聯合國人權高專，九月份也到中國進行了十天訪問；此外還有美國宗教代表團訪華，中國進行的國際人權交流和對話，在中國舉辦的人權研討活動，等等。
上述這些事情和變化，對人權來說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是國際社會長期爭取也難以達成的。如魏京生的釋放，國際社會將近二十年來都在努力呼籲。而簽署兩個人權公約，對中國政府在人權的態度和理論上，則是意義深遠和至關重要的一步。中國法律上的許多弊端，一直嚴重侵犯人權並被國際社會批評，這次修改法律雖然未能盡如人意，但確實已經是不小的一步了。至於國際上的人權對話和交往，雖然是花拳綉腿擺給外人看的，但要想擺得好看也需要下些工夫，所以對人權也是有益無害的事情。一年之中有這麼多的人權變化資訊，對於十分了解中國在人權上走一步也難的國際社會，受到鼓舞並予以好的期望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紐約時報》批評中國的人權在走回頭路，也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同樣有大量事實。最讓國際社會感到震動的，是僅僅由於籌辦中國民主黨就有數百人次遭拘禁、逮捕、審訊和抄家等。十二月份，籌組民主黨的發起人王有才，更被中共當局悍然判處十一年徒刑，另外兩個成立民主黨的參與者秦永敏和徐文立，也被分別判處了十二年與十三年徒刑；尤為荒誕的是著名工運領袖張善光被判處十年徒刑，所謂的罪行竟然是接受採訪時講述了目睹的社會情況。從海外返回大陸的異議人士王策，以及黃河清、李力等人，想向中共進言民主改革，卻招致了逮捕並面臨審判。如此密集沉重而嚴酷的懲處，所依據的事實和法律又如此脆弱甚至荒誕，令全世界的民主國家惶惑不解又極為氣憤，儘管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又釋放了國際社會長期援救的劉念春出國治病，也難以平息各國紛紛表示高度關注和不滿、批評。
事實上，在十二月底國際社會深感震驚前，持續不斷的一系列的迫害始終在進行中。只是由於國際社會希望與中國交往，又被變化和發展的那些事情所鼓舞，而忽略了單個的或規模不很大的人權侵犯。如國際政界和媒體都很關注的方覺，他是權力架構內溫和民主改革的官員的代表人物，及北京活躍的宣傳政改的知識分子施濱海，他們早在七月就遭到秘密逮捕。而著名工運活動家李必豐被判刑七年，異議人士趙常青因為競選人大代表被判刑，以及山東的陳增祥、廣東的范一平，也都因與海外異議人士接觸慘遭多年勞改。甚至與海外電子雜誌交換網址的商人林海，就因為這種互通有無的網址交易，都被扣上了顛覆政府的帽子逮捕審判。一貫用來對付異議人士的利器勞動教養，則將沈良慶、王庭金、楊勤恒等等眾多的異議人士陸續送進了勞改隊。有兩個事例可以說明鎮壓迫害的程度和範圍：掛靠國安部下屬公司、公開主張為中共補臺的中國發展聯合會，財產也遭查抄人員也被拘傳審訊，沒收出國護照直至強令停止一切活動；可能最典型說明近來人權侵犯性質的，還是九月份中國警方公然扣押了「六四」人道捐款一事，連對於「六四」難屬和傷殘者的慈善行為都要取締。
這些對立矛盾的事實，其實也是近一些年來中國人權狀況的寫照，不過不如一九九八年所表現的鮮明強烈。例如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評價，說一九九六年完全消除了異議聲音，異議人士不是被關入牢中便是被流放海外，但是評價一九九七年的人權狀況時，又用了許多含有鼓勵和期望的詞語。這其實並沒有錯，挑選和側重的材料不同，歸納出的結論自然不同，而不同的事實在中國社會確實都存在。但是根據這些矛盾對立的現象，是否可以同意《紐約時報》所說，中國九八年十月以來發生的鎮壓，顯示中國又在走壓制迫害的回頭路？這個問題可能難以非黑即白的回答。
人權在走回頭路，前提是人權已經走上了正路。然而中國的實際情況是，人權尚未走上正路。正路最基本的條件和標誌，應該是政府方面已經尊重人權承諾，願意接受人權批評和糾正人權侵犯，至少應該有這方面的誠意；社會民眾方面應該對人權有了相當程度的意識和習慣，對政府侵犯個人的權利和尊嚴的行為，不論是否危害到了自己或至愛親朋，都有相當大量的人挺身而出，對政府批評譴責對受害者的權益加以維護，社會輿論和新聞媒體也都能夠有力的秉公直言。如果沒有發展到這樣的程度，那麼人權一定是處於政權的迫害壓抑之下，其實沒有回頭路可走，只有政權對人權侵犯迫害的程度輕重之區別。顯然，中國目前離人權走上正路尚有距離，對人權侵犯迫害的範圍和程度，全由掌握最高權力的少數幾個人的認識和意志所左右，是聽憑專制者「賞賜」人權的階段。
當然，就是這一階段，人權狀況的侵犯迫害程度，隨時間地點條件的不同，也還有所不同及大小、輕重的區別。有不少中國民眾說，你現在只要不搞政治，在中國還是有自由的。這句話一語道破目前人權狀況的實質，即中國政府現階段強力壓制的是政治人權，一般民眾能夠享有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人權，而對政治人權的要求和期望並不明確強烈。政治人權目前似乎只有很少的一些人重視，而且不惜坐牢也要爭取。但其實這部分人權是其他人權和自由的保障和基礎，沒有這部分人權墊底，其他自由和人權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政府只要運用強權隨時能夠剝奪。中國如果不發生突破性的發展和事件，未來恐怕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處於這樣的人權狀況階段。但是經濟文化人權的發展和鞏固，必然會產生政治人權的需要，目前不懼迫害也要爭取政治人權的很少的人，終將匯聚成浩浩蕩蕩的億萬民眾。這一天不會再是永久的等待，雖然一九九八年底肆無忌憚的人權鎮壓，給人以嚴寒之感，但如此高壓嚴寒卻未能一刻消除異議人士的抗爭，就是人權運動已經鎮壓不住的最好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