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蔣培坤 丁子霖 （一） 十年前發生在北京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和「六四」事件，無論對於自四九年以來在中國大陸掌握政權的共產黨來說，還是對於半個世紀以來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國政治反對力量來說，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僅在規模上是空前的，而且其性質也有別於以往任何一次群眾性政治運動。 五七年的「鳴放」、「反右」，是毛澤東搞的一場「陽謀」，但參加「鳴放」的知識分子，除少數曾接受過西方自由主義的洗禮，多數人則仍然是承襲中國士人「欲以天下為己任」的諫議傳統。六零至七零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一場權力集團內部尤其是高層集團內部的清洗運動。而被捲入到運動中去的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則是出於對毛的忠誠和對各級官僚體制的不滿。至於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門運動，則是一場憤怒聲討「四人幫」禍國殃民、呼喚黨內開明派結束「文革」極左路線的民眾抗議運動。這三次大的群眾性政治運動由於都曾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不同程度的甚至是災難性後果而影響了共產黨在民眾中的威信，但在普遍民眾中，除少數先進分子之外，一般都把運動所造成的後果歸因於黨的領導人在政策上的失誤，或者如共產黨自己所解釋的那樣，是由於黨內副領導人犯了「路線性錯誤」。因此，每當一次運動過後，老百姓雖然不無抱怨，卻從未失去對共產黨的信任。而從中共執政者這方面說，也正因為民眾對共產黨有這樣的基本信任，他們才有信心和勇氣在事後對運動中的錯誤或傷害作出有限度的「檢討」，並對運動中的受傷害者進行「道歉」或作出「平反」、「昭雪」的舉措。 然而，中共執政者在如何對待「六四」事件這個問題上，卻開始了一個歷史的轉折。時至今日，十年過去了，中共執政者非但沒有對當年的事件作出過任何「檢討」，反而一再宣稱：已經作出的結論不能改變。對於中共執政者這種不留餘地的強硬立場，很多人表示不解。他們根據以往的經驗，認為一個領導人去世了，他的繼位者總會有所改變。在「六四」這樣是非曲直不容爭辯，而是明抱著遲早要解決的問題，不談徹底「平反」也總該有所鬆動才合乎常理。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中共新一代領導人面對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的一再呼籲卻始終不為所動。這究竟是為了甚麼？在我們看來，這裏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當年鄧小平對八九民運的鎮壓做得實在太錯了，以至於他不僅沒有給自己而且也沒有給他的繼位者留下任何回應的餘地 （二） 這十年來，我們作為在那場屠殺中失去兒子的父母，作為自願從事「六四」受難者專訪和救助活動的普通公民，時時處處都能感覺到有一種巨大的壓力威迫著我們，有一把無形的利劍懸掛在我們的頭頂。我們也曾有過幻想，覺得那麼多平民百姓被無辜地殺害了，如果中共當政者還有一點人性的話，總該會有一些起碼的同情心，至少不應該再對那些失去親人的父母愛兒施以淫威，甚至連他們接受世人同情和幫助的權利都要被剝奪！有時我們從電視屏幕上看到那些手操生殺大權的中共領導人「慈祥」地疼愛著自己的兒孫輩，我們真想問問他們，假如災難落到他們的後輩身上，他們又會怎樣呢？歷經磨難的中國人大概都會懂得政治是無情的。但是，在共產黨已宣布「結束」了階級鬥爭的今天，難道人與人之間還是像以前那樣，除了政治上的你死我活不再有別的？難道在共產黨人所講的「政治」之上再沒有更高的價值？在這十年裏，我們曾經有過困惑，也曾有過痛苦的思索。我們想到了中共「建國」初期的「鎮反」和「肅反」，想到了五十年代的「反右」和「大躍進」，想到了六十年代初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想到了十年「文革」和遇羅克、張志新的死，想到了「四五」運動和民主牆運動，我們想到了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在將近半個世紀的各種運動裏，屬於非正常死亡的同胞竟高達六千萬。我們終於明白了，這是一個制度性的必然，只要在一個國家裏存在著共產極權制度，就談不上甚麼人性和人道。人們的不幸和災難也就不可避免，這種災難不是落到我們頭上，也必然會落到別人的頭上。 發生在八九年的那場殺戮，正是中國的極權體制造成的。鄧小平在他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之後，拋棄了「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的很多做法，卻並沒有從根本上拋棄毛澤東奠定的共產極權體制。鄧的一生始終是這種極權體制的忠實擁護者。與其他共產國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國的極權主義者除了領袖的個人專斷，更注重於通過「群眾運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以往的歲月裏，毛和鄧一起，曾經一次又一次地發動過這樣的「群眾運動」，但他們絕不允許運動的參與者有自己的訴求。這類「群眾運動」的最典型的形態大概要算「反右」與「文革」了。但是，人們經歷了「文革」後的痛苦反思，尤其是經歷了整個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用官方語言講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終於覺醒了，一向被別人當作工具來發動的「群眾」開始自己行動起來了，而且有了自己的訴求。從此，中國的群眾性政治運動也就與以往的舊式政治運動有了區別，重新孕育、形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公民運動。如果說七九年的民主牆運動是中國現代公民運動的先聲，那麼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則可以說是這種運動的一次規模空前的演習。八九天安門運動不是由共產黨發動的，也不是得到共產黨默許的，整個運動也不再像以往的運動那樣，僅僅以共產黨的號召為口號，而是以相對獨立的立場，從體制外提出民主的訴求和要求維護公民的自由權利。正是因為這一點，它一開始就超出了中共強硬派的容忍度，使得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決意不惜一切代價去把這場運動鎮壓下去，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使得中共的第三代領導人至今仍不能從鄧小平那裏前進或後退半步。 凡真理都是樸實的。有些事情在某些理論家那裏也許畢其一生都想不明白，或者想明白了也沒有勇氣說出來，但在普通老百姓那裏，卻常常是一句脫口而出的「大白話」。最近，一位「六四」難屬在接受海外媒體採訪時說了這樣一句話：只要共產黨在，他對平反「六四」就不抱希望。這是一位普通工人，他的話也許說得過於絕對，也許他說不出更多的道理；但他卻把道理說到了「點」上。對於今天的中共執政者來說，推翻對「六四」的定論，無異要他們放棄所維護的制度。 （三）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是，一切現在的存在或遲或早都終將失去其現實性，從而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一個不去否認的事實是，當十年前中國爆發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時候，也正是世界範圍內共產極權制度面臨失去其存在合理性的時候，而且正越來越顯露其歷史的謊話。這個過程在前蘇聯及東歐所謂社會主義陣營早已發生了。中國要遲於七十年代末也開始發生了變化。最初是一批先進者對荒謬的個人崇拜及「文革」的荒謬開始了認真的反思。接著是民主牆人士對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呼喚，再接著是七十年代末開始的十年思想啟蒙。應該承認，八十年代的這一次的思想啟蒙，是中國自上世紀開始至本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第二次形成接受傳播西方現代文明的高潮。它雖然被共產黨內的專制守舊者和強硬派貶斥為與西方「和平演變」相呼應的「自由化」思潮而達到一次又一次的抵制及掃蕩，但它畢竟打開了共產黨長期以來嚴加設防的思想閘門，極大地衝擊著一切僵化教條和極端專制主義的陳舊事物。 在共產黨的詞典裏，一向把體現人類普遍價值的現代西方文明包括自由、民主、人權等等稱之為資產階級的「自由化」，而且始終把這種所謂的「自由化」視為威脅其極權體制的「天敵」。這種情況即使在八十年代初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也沒有絲毫的改變，而且，隨著這種「自由化」思潮的大量湧入，中共領導層的實權派很快因極度的恐懼而變得極度的僵硬。這正是他們要以機槍、坦克來對付和平示威者的一個重要原因。八九年的事件以後，事情發生了根本變化。從「六四」鎮壓中對立起來的「第三代」領導人，由於其權力的合法性受到質疑，也由於其自身缺乏自信，則從極度的恐懼一變而為極度的神經衰弱。八九以前的第二代領導人還曾勉強發動過幾次「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運動，而八九以後的第三代領導人則連短命的批判運動都已搞不起來，只能用警察、監獄和放逐來對付所謂西方的影響以求得社會和政治的「穩定」了。 一個政權的握有者竟脆弱到如此地步，還能期望他們拿出足夠的勇氣來面對自己以及自己的前任犯下的歷史罪惡嗎？ （四） 近年來，一些西方政治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堅持認為，隨著東西方冷戰的結束，國與國之間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的衝突已成為過去，代之以不同經濟發展、不同文化因素的碰撞與融合，因此他們聲稱，不能再用昨天的老眼光去看今天的中國。我們認為，現在說這樣的話還為時尚早。不錯，像五、六十年代那樣「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冷戰格局確實已成為過去。但是，世界範圍內的共產極權制度並沒有最後消亡。至少在中國、北韓等幾個國家裏還依然存在著。雖然，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已沒有了昔日那種對制度的信心，但他們並沒有放棄這種制度。這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完全從昨日的冷戰陰影中走出，因而也就不可能像一些西方政治家所期望的那樣用一種新的眼光去看今天的世界。這裏可以舉出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為例，有不少人認為他在中共高層權力團裏算是開明的，他的這次訪美、訪加，也確實博得了一些人的讚賞和好感。但是，只要稍稍思量一下他發表的言論，人們就不難發現，無論在涉及到像科索沃那樣的國際問題時，還是在涉及到像人權、民主和「六四」那樣的國內問題時，他都沒有也不可能從中共固有的意識形態立場上作出任何改變。他的講話除了比江、李多了一份圓滑，實質上並無區別。 人權、民主與「六四」，這些問題對於當今的中共執政者來說，都是攸關共產黨本身及其制度存亡滅絕的大問題。因此，儘管他們賴以維持統治的權力基礎已大大削弱，但只要能把這種統治維持下去，他們是絕對不會在上述問題上作出讓步的。現在人們所看到的，只是具體策略層面的一些調動而已。 （五） 近年來，更有一些中國問題專家紛紛發表評論，他們說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東方大國正在崛起，並預言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也許，這些說法有所誇大，但並無大錯。不可否認，今日的世界格局和國際環境對中國的發展是極為有利的。這不僅是指經濟的發展，而且是指制度的變革。但是，在我們看來，與一個崛起的中國相伴隨的，將必然是一個衰落的中國：崛起者，一個自由的中國、民主的中國、充滿活力的中國；衰弱者，一個奴役的中國、專制的中國、腐敗的中國。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如果單就中共權力集團而言，可以說既有所得，又有所失。在兩個十年中，它贏得了第一個十年，卻失去了第二個十年。在最前一個十年裏，它放活了經濟，使很多中國人擺脫了貧困，看到了希望，從而獲得了民心；在第二個十年裏，它打壓了要求政治改革的民眾，喪失了勇氣，丟掉了時機，致使整個社會腐敗成風，政情、社情嚴重失衡，舉國上下民怨沸騰，從而失去了其權力的民眾基礎。今日之中共，已不再有昔日的「絕對權威」，也不再有昔日的感召力，更不再有昔日那無所不在、無往不勝的控制力：它越來越陷入了進退維艱的兩難境地。今天，擺在中共執政者面前的問題是，它是否願意為中國的崛起、為全體國人的福祉、為使中國在未來世紀變成為受人尊敬的國家而放棄對權力的壟斷，放棄一黨之私利。 今天，擺在國人面前的同樣是一個兩難的境地：或者是為了從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中分得那麼一點「實惠」而以自身的自由與尊嚴做抵押，或者是為使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早日成為自由人類的一員而承擔起公民的責任。在過去的二十年裏，多數民眾的生活狀況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變，但如果以為這是共產黨賜予的並容忍這種賜予，那麼所得到的那麼一點「實惠」將早晚會失去，事實上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失去了。我們中國人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已經習慣了被剝奪。因此，當我們稍稍得到一些「實惠」就很容易滿足，中國的老百姓也應當改變一下自己了。人們應該懂得，我們作為一個人，有一些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它們是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以及擁有財產的權利，而不僅僅是中共官方所說的「生存權」。為使這些權利能得到切實的維護，為使這些權利不被無故地剝奪，必須建立起一種適當的制度保障，這種制度要能對權力實行有效的控制，要能使公民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權利。在過去的將近半個世紀裏，尤其是在最近的十年裏，人們已經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今年是八九天安門運動和「六四」事件十周年，人們不應該忘記有那麼多優秀的青年男女和普通民眾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