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陸德泉

講者簡介

陸德泉，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碩士、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

著有《破論：刺破家國回歸夢》，一九九八年由香港人文科學出版社出版。

經改與世貿的專制危機：經濟民主的迫切要求

朱鎔基在人大和訪美期間對經改與世貿的講話竟然贏得海內外人士的掌聲和認同，甚至民運人士也沒有提出甚麼異議，彷彿朱老總所造的一切正代表著中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和願望。如果這些掌聲竟然和朱老總的專制的家長見地和胸懷一般見識，民主運動還有前途嗎？

也許有些朋友會以五五開來評價朱鎔基，假設以「民主」及「市場」二大標準為尺；朱鎔基雖在「民主」路上未得一分，卻在「市場」路上取得滿意成績。事實如此嗎？在缺乏民主的決策和監督中，中國的經改方向和進入世貿缺乏共識。經改的方向只是少數科技官僚、富庶地區諸侯、新興企業家和現實的自由經濟主義知識分子所把持，將經濟及社會代價強迫工人及農民承受。在專制的基礎上推進的經改和進入世貿，正在傳統計劃經濟下的專制轉向不受制約的公司化和私有制的專制，和世貿「自由競爭」的專制。這些嶄新的專制機制與政治專制相結合，比傳統計劃經濟下的專制有過之而無不及。

經改的專制危機

所謂勞動制度改革，就是敵視就業的減員增效改革模式，是不斷推卸責任給地方政府、企業和工人的退休、失業、醫療、住房等制度的改革。所謂下放企業權力，只是將權力轉移給沒有公眾制約的企業經理，或單純將權力轉移給賤買國有資產的私營企業主。在沒有公眾監督的國企經理和私營企業主手中，各種企業和勞動制度改革就成為了國家賜予他們的尚方寶劍，隨意中飽私囊，侵吞企業利潤和國有資產；隨意向企業職工開刀，造成嚴重的下崗和失業問題；甚至企業幹部以權謀私，向下崗職工苛索錢財，從而協助復崗。

在中央政府推卸責任和地方政府在缺乏公眾監督下，朱鎔基吹噓的社會安全網更是千瘡百孔。中央政府只為了減輕財政責任，而不理會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大量虧損企業無力繳付保險基金，不少地方政府的社會保險基金已面臨支付危機。有些地方政府在缺乏公眾監督下，甚至挪用社會保險基金，作非法借貸。各地的社會保險基金成為了隨時都會爆發的炸彈。

進入世貿的專制危機

中國在專制和新聞審查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根本就是黑箱作業，剝奪所有受經濟開放衝擊公民的表達和影響決策的機會。從朱鎔基訪美到與克林頓簽署中美聯合聲明，現正進行的世貿談判，雖然香港及外電不斷報導朱鎔基作出了多大讓步，《人民日報》不是隻字不提，便是簡略報導罷了。為了加快進入世貿，中國不惜放棄發展中國家立場，逐步開放各個經濟領域。為了換取推遲現代經濟部門開放市場的時間，中國不惜犧牲大量傳統經濟部門的農民和工人。

十億農民是中國政府首先出賣的對象。朱鎔基率先在農業上與美國達成協議，首先開放小麥和柑橘市場，逐步撤銷其他農產品的入口限制和降低關稅。中央政府無視大多數小農的生存和經營環境，就以國內的柑橘市場為例，李鵬在安置三峽移民時，已承諾以「高產值」的柑橘果園和換取農民的受淹農地。可是，在三峽移民尚未進入高峰時，國內的柑橘市場已經因生產過剩而崩潰了。現今，朱鎔基再開放柑橘市場，試問中國的小農如何能與財雄勢大的跨國農業企業競爭！

中國為了積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了符合其會員資格，為了提高在國際的競爭能力，只會不斷削減對國有企業的補貼、降低勞工收入和標準。國有企業的下崗和城鎮失業問題只會愈趨劇烈。

「自由競爭」的專制世界不公平貿易專制與國內專制的勾結

世界貿易組織鼓吹的「自由貿易」原則，遠高於「公平貿易」的原則。在最近歐盟和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爆發的香蕉戰，反映了世界貿易組織為了維護「自由貿易」，不惜犧牲「公平貿易」。雖然歐盟在關注第三世界團體壓力下，訂立貿易優惠措施，維護加勒比海香蕉小農生計，免為跨國或本國香蕉大企業吞併。但美國政府給了維護美國香蕉大企業的利益，投訴歐盟設立不公平貿易措施。結果是，美國投訴成立，可向歐盟產品實施懲罰性關稅。

其實在全球農業自由化中，跨國農業企業為了確立在「自由競爭」中的優勢，不斷侵害勞工權益。在國際自由勞聯的報導中，跨國香蕉企業不斷以轉移生產來對莊園所在國施加壓力，迫使洪都拉斯、哥斯達尼加、巴拿馬等國採取敵視和侵害工會權益的活動。

現今中國政府不單沒有質疑這種「自由競爭」，相反卻不斷歌頌這些「自由競爭」的經濟效益，試圖以這些侵害勞工和小農權益的全球化競爭來逼迫勞工和小農從死中求變。

展望：經濟民主的迫切要求

在傳統計劃經濟下的專制轉向不受制約的公司化和私有制的專制，和世貿「自由競爭」的專制。這些嶄新的專制機制與政治專制相結合，對於中國民主化帶來甚麼新的挑戰呢？

政治民主的隱憂

政治民主的目標，已經很多人說了，不打算多說。要強調的是反映多元利益的多元民間政治組織，避免重蹈俄羅斯被科技官僚、私營企業家和經濟自由主義派知識分子壟斷的悲劇。真正的民主制度必須是容納不同的工人和農民利益團體參與決策。中國的民主道路不單止遙遠，更值得擔心的是，在中國對全球化趨之若鶩下，中國所陷入的經濟危機將使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亦不能為自己選擇發展的道路。金大中上台的南韓和蘇哈圖下台的印尼仍然要聽命於世界銀行、國際幣基金會監督的教訓不容忽視。固然，中央政府汲取的教訓便是避免外債，增加內債，轉移風險到由「順服」的中國老百姓承受。

公司化和私有化外的選擇

集團化和私有化只是繼續剝奪國有職工過去數十年辛勞的成果，以理性化、規模經濟和明確產權的意識形態來將資產和利潤轉移到新興企業家和私營企業主的手中。在加劇的國內和國際競爭中，集團化和私有化只會激化對在職職工的控制，淘汰沒有生產力的職工。雖然全總高舉維權和集體合同來「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但是，在經改中，職工的合法權益愈來愈少，工會的官方地位又不能真正站在工人利益說話。

究竟在國營、集團化和私有化外還有沒有選擇的餘地？真正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能否發揮職工當家作主的權力？

對跨國企業、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幣基金會的民主監督

全球化進一步讓跨國企業以自由出入、尋求更有「競爭力」的生產地來逃避當地政府的監管。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幣基金會等又以「維護自由貿易」、「重建金融秩序」，來罔顧當地人民的意願，解除「貿易保障」和「經濟調整」。當其他各國人民尚可透過不同社運團體對這些跨國機構進行批評，中國的人民卻完全在中央政府統一口徑的控制下，不能說一聲不。

在專制的基礎上推進的經改和進入世貿，將傳統計劃經濟下的專制轉向不受制約的公司化和私有制的專制，和世貿「自由競爭」的專制。這些新的危機正挑戰政治民主的狹隘理念，提出追求更廣泛經濟生活民主化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