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講者:王超華

1999年3月26日

　　八九年五月十三日開始的大規模絕食請願活動的致命弱點在於，它的起始影響基本上是借助於社會上自四月中以來對學生組織性紀律性的深刻印象，而實踐中它卻並不具備已經可以依賴的良好組織基礎，從而本質上不具備對行動和策略的有效控制。其後所有關於「撤」與「不撤」的爭執，實質上都是關於對行動控制能力的爭執，並進而引發成不同派別對群眾控制權的爭奪。

　　這種實際上陷於失控危險的行動之所以會成功地發動起來，使剛剛萌芽的學生組織成為激進行為的「人質」，是和中國知識分子在整個八十年代所謂「推進改革」的整體政治心態分不開的。

　　雖然在八十年代鼓吹改革的程序中屢受挫折，但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而言，在十年改革中基本上是樂觀和自信的。就其實質而言，其自信心和樂觀建立於知識分子與政治統治階層的可能合作上，而合作的基礎是雙方對汲取文革教訓的共識的一面（這種共識在八九以後即不復存在）。此一樂觀和自信的假象掩蓋了知識分子對中共政治權力機器的恐懼和順從。事實上，知識分子在八十年代的各種所謂「大聲疾呼」中，很少直接觸及中共統治中非法的核心，也極少提及公民在反對權力的鬥爭中如何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爭取自己受憲法保護的權利（魏京生和方勵之是突出的例外）。這種虛假的樂觀和自信傳達給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時，造成學生中缺乏鞏固自治組織的緊迫感，實踐中無法擺脫共產黨大規模群眾動員式的活動方式，苦於無從將「軍事」上的暫時收縮轉化為「政治」上的成就。這種虛假的樂觀和自信同時也解釋了為什麼大多數活躍的知識分子當時願意「勸說」學生撤離而無法成功－－由於在過去十年中，他們除了妥協沒有做好其他韌性抗爭的精神和實踐準備，這時他們就失去了傳達對專政機器「恐懼」感的機會和能力。

　　因此，筆者認為，五月十三日的絕食是八九民運發展程序中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由於對於基於校園的微弱民主組織的徹底破壞，最後的流血衝突在此時已經走上了不可逆轉的道路。這是將來中國的民主運動必須汲取的一個重要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