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講者:蔣培坤、丁子霖 一九五七年的「鳴放」、「反右」運動、六零至七零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及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門運動，這三次群眾性政治運動皆影響共產黨的威信，但在民眾中，除少數先進分子外，一般都把運動後果歸因於黨領導人在政策上的失誤，運動過後，老百姓雖抱怨卻從未失去對黨的信任，基於這份信任，共產黨有信心和勇氣在事後對運動的錯誤或傷害作出有限度「檢討」。 然而，中共執政者在對「六四」事件上卻開始了一個歷史轉折。十年過去了，中共執政者非但沒有對當年事件作出任何「檢討」，反而一再宣稱已作出的結論不能改變，這與中共一貫的做法不同，唯一解釋是鄧小平當年對八九民運的鎮壓做得實在太錯，不僅沒給自己而且也沒給他的繼位者留下任何回應餘地。 八九年那場殺戮，是極權體制造成的。中國的極權主義除了領袖的個人專斷，更注重通過「群眾運動」來達到目的。七九年的民主牆運動是中國現代公民運動的先聲，八九天安門運動則是這種運動一次空前演習。八九民運是從體制外提出民主的訴求和要求維護公民的自由權利，正是這點，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乃不惜一切把運動鎮壓下去。 今日的中共，不再有昔日的「絕對權威」，不再有昔日的感召力，越來越陷入進退維艱兩難境地。中共執政者是否願意放棄對權力的壟斷，放棄一黨私利，為中國在未來世紀成為受尊敬的國家。 今天的中國人亦同樣處於兩難境地，或是為了從中共所謂「改革開放」中分得一點「實惠」而以自身自由與尊嚴作抵押，或是為使自己和下一代早日成為自由人的一員而承擔起公民責任。作為一個人，一些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如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及擁有財產的權利，為使這些權利不被無故剝奪，必須建立一種適當制度保障，能使公民自由行使自己的權利。在過去半個世紀尤以最近十年裏，人們為此已作出巨大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