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于浩成

寫於: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二日

美國洛杉磯

　　二十世紀即將過去，二十一世紀就要來臨。回顧過去，展望將來，看清腳下的路，朝歷史正確方向走，無疑是既有理性，善於思考，又具責任感和使命感，「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今天所面臨的重大課題，當前中國仍然處在一個社會、政治的轉型時期，這差不多已是人們的共識了。這個轉型期是指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以及信息社會或稱知識社會（後工業社會）的轉型，從專制和人治政體向民主和法治政體的轉型，這個轉型期也就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在當今世上，人們共認美國是最強的發達國家，而中國則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就說明我們中國這一東方的文明古國比起西方發達國家來大大地落後了。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從十九世紀中葉才開始的，西方列強的砲艦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一八四八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打敗，將香港割讓給英國。香港經英國殖民者一百五十年的經營，從一個荒涼的小漁村變成一座有東方之珠之稱的國際大都巿。因此可以說中國的現代化是從香港開始的，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經甲午中日戰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中國現代化初期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鴉片戰爭後，國人認識到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洋務派提出向西方學習，「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還是優越於西方的，正如張之洞在其所著《勸學篇》中所說「中國學術精微，綱常名教以及經世大法，無不畢具，但取西人製造之長，補我不逮，足矣」，這就是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了甲午戰爭，堂堂的天朝大國竟被日本這個「蕞爾小國」打敗，中國又丟掉了台灣，於是「中體西用」之說逐漸被揚棄，國人認識到中國不但軍事、技術不如人，政治制度也落後了，必須「變法改制」才行，因此乃有戊戌變法，戊戌變法雖遭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扼殺，以失敗告終，康、梁和光緒帝在中國也搞一場「明治維新」的夢想破滅，但國人要求變革的努力並沒有停下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終於在本世紀初獲得成功，推翻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首次建立了共和政體，即中華民國。

　　然而，辛亥革命只將一個滿清皇帝趕下了台，孫中山還不得不把大總統讓給袁世凱，中國外有列強侵略，內有軍閥統治，其落後也如故，正如孫中山所說「中華民國只有一塊假招牌」（《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的演說》，《孫中山全集》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62頁 )於是乃有五四運動的興起。在這時候國人不但從器物上和制度上感覺不足，而且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正如梁啟超所說：「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漸漸有點慶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飲冰室全集．文集》第14冊 ，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版）五四運動既是反帝愛國運動，又是新思想文化啟蒙運動，前者的口號是「外禦強權，內除國賊」；後者則高舉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把德、賽兩先生請到中國來。

　　五四運動至今已有八十年，但國人對其認識和評價還很不一致，一是中共官方出於政治需要，一向強調其反帝愛國的一面，有意忽略、沖淡其思想啟蒙、倡導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一面。十年前為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官方發佈的口號是「愛國、改革、創業、奮進」，民主不見了，據說今年關於「五四」八十周年的宣傳，為了貫徹「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也是要強調經濟建設和科教興國。二是有些學者看不到「五四」反傳統的批判精神之偉大啟蒙作用，說甚麼「五四」的反傳統過激了，是「反中國文化」，「勢將動搖國本」。不錯，「五四」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提出批判，提出「打倒孔家店」口號，但這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同傳統思想進行徹底決裂」是不同的，更不能與「文革」初期紅�嬪L造反「破四舊」以及後期的「評法批儒」、「批林批孔」同日而語。在五四當時有些人確實曾有過份激烈的主張，如錢玄同主張廢除漢字，魯迅講過不看中醫，不聽京戲等等，但總括來講，當時反對的不是傳統的一切，而是傳統的統治，對傳統只繼承不批判，社會就會停止進步，陷於停滯。三是海外有些被稱為新儒家的學者對國內人民深受封建思想文化毒害缺乏切身感受，同時又看到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思想文化上某些偏差（如極端個人主義、過份放任自由等），因而力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掘出今天有用的因素重新加以詮釋、利用，其用意固然不錯，但對中國現實來說未免「隔靴搔癢」，觸不到痛處，正像當前大陸某些中青年學者大談特談具批判現代西方社會弊端的「後現代學」，而在事實上中國離現代尚遠，侈談甚麼「後學」豈非「食人牙慧」、「捕風捉影」？所有這些思潮在客觀上都適應了中共當權者在意識形態上固守早已過時的馬列主義，拒斥西方思想文化的政治需要。他們為此重新拾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調，只不過在晚清「中學」指的是中國正統的儒學即孔孟之道，當今則指馬列主義毛思想，最近則又加上鄧理論而已。

從五四時期起，中國究竟走向何方：西方還是中國本位文化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西化實即現代化，這是人類文明的主流，「全盤西化」的提法用詞不當，使人誤以為把傳統文化完全拋掉，甚至中國人吃飯也要丟掉筷子，改用刀叉，後來胡適更正為「充分現代化」，五四運動確實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座重要里程碑，因為「五四」做為一場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思想啟蒙運動，喚起了全民族主體現代意識的覺醒。中國史學家一般將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做為近代史時期，「五四」以後才是現代史時期，由此可見五四運動所具有的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五四時期啟蒙思想家們確實是功不可沒的。陳獨秀、胡適、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諸人的思想整整影響了生活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兩、三代人，說五四運動走了「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老路怕是不妥的，在任何時候思想總是行動的先導，據說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在獄中讀到伏爾泰和盧梭著作時嘆道：「這兩人亡了法國！」梁啟超也說過：「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但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卻出現曲折，這是當時世界的大環境造成的。本世紀初期起，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弊端逐漸呈現並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社會主義思潮由是興起，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並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實為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當時不少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都認為走俄國人之路才是正確方向，連孫中山都提出要「以俄為師」，民主主義者的陳獨秀成了中共創始人和領袖（他晚年才覺悟走錯了路，但為時已晚）再加上日本經三十年代初起，更加緊侵略中國以致「救亡壓倒啟蒙」，思想界先驅們大聲疾呼的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等都被迫淹沒在抗日救國的緊迫現實鬥爭之中，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專制、腐敗又大大失去民心，中共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全國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之所以取得勝利，據其自己宣傳是由於武裝鬥爭即「槍桿子中出政權」。究其實際主要是由於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獲得了大多數知識精英的認同並贏得了民心的結果。

　　毛澤東在其《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宣稱社會主義革命是將來的事情，新民主主義即中共最低綱領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在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提出要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他更解釋說他所講的「民主」即林肯的三大民主（民有、民治、民享）；他所講的「自由」即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十二項問題》，1945年9月29日）他還講要「個性解放」，說「束縛的個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他這些說法與五四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得到了多數知識分子的竭誠擁護。然而毛在取得政權到手以後卻出爾反爾，自食其言，很快就宣稱中國已進入社會主義並開始實行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到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發覺自己「誤上賊船」，為時已晚，悔之不及。

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斷言，資本主義將為社會主義所代替乃是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然而這項定理卻沒有經受住實踐的檢驗。實行計劃經濟不但沒有使生產力得到發展，反而造成生產的停滯，特別是人們親身體驗到沒有經濟自由也就不會有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社會主義正如哈耶克所說不過是「走向奴役之路」，以無產階級專政名義的極權主義專制統治給人民帶來歷史上罕見的巨大災難，當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國門重開以後，人們驚訝地發現那個「一天天爛下去」的資本主義體系竟是一個高度發展的文明而與百孔千瘡、滿目瘡痍的中國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從這時起，國人開始進行反思，大多數知識分子反思的結果是向五四回歸，也就是向人類文明的主流，即自由經濟、民主政治、多元思想文化和個人本位價值觀的回歸，一九七九年初在中共黨內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內和北京青年學生和市民自發辦起的民主牆上都發出政治改革的呼籲，爭取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的實現，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權派一方面進行經濟改革，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使社會主義名存實亡；一方面提出所謂「四項基本原則」，藉以維護共黨的統治地位，鄧的「經濟放鬆，政治收緊」方針推動的結果，雖然經濟上有了較大發展，部分人民生活有一定改善，然而主要受益者只是特權階層，而官場腐敗嚴重程度較之在大陸垮台時的國民黨政府有過之無不及。錢權交易無孔不入，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正是在這一情形下，八九民運勃然興起，以悼念黨內改革派領袖胡耀邦為契機，大學生和巿民舉行示威遊行，後又發展到進行絕食鬥爭，提出反貪污、反官倒、反特權等口號和政治改革的要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權派變本加厲地貫徹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反動方針，罷黜另一黨內改革派領袖趙紫陽，並造成六四屠城的慘劇。

　　十年前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這場悲劇表明中共統治者為了維持自己手中的權力而不擇手段，肆無忌憚，據說北洋軍閥段祺瑞在「三．一八」慘案後曾有自責的表示，比起鄧來，其殘暴程度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了。

　　八九民運雖遭嚴厲鎮壓，但緊接著發生於一九九零年的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相繼垮台的事件，說明社會主義各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和更好生活條件的鬥爭完全是合理的、正當的、符合整個世界潮流的。人們相信民主變革也一定會在中國發生，六．四烈士的鮮血不會白流，中共一黨專政結束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

　　十年以來，在知識界和民運人士中間一直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探討未來前進方向，憲政民主派認為，以大陸現行憲法為基礎，進行憲政改革，以和平、漸進方式，完成建立一個統一的民主、法治、現代化中國的目標將是代價最小的途徑。自由是民主的先決條件，首先應實現載入憲法的公民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離開和返回自己國家的自由以及其他各項自由權利，下一步應是通過修憲完成人大議會化、司法獨立、建立憲法法院、軍隊國家化等項民主改革，待時機成熟時再召開由各黨派、各地區、各民族、各界代表人物參加的立憲會議，統一制定各省巿區以及台灣、香港、澳門、西藏、新疆、蒙古等地區人民都能接受的新憲法，自由選舉國家領導人員，宣告中華聯邦成立。

　　憲政民主派主張以變法改良方式實現中國政治的現代化即民主化，但不反對其他方式實現變革的努力，有人把改良與革命對立起來，非此即彼，或讚揚戊戌變法、貶抑辛亥革命，或讚揚英式改革，貶抑法式革命，這恐怕也失之片面。美國獨立宣言說得好：「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係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變成損害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權利來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六四以後，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人民心目中完全破了產，中共統治者乃乞靈於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做為自己的救命稻草，他們以此宣示自己統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們把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要求視為危害國家的行為並加以治罪；他們以祖國統一為名，妄圖把他們的專制統治擴充到台灣，並將抗拒他們的人加上「分裂國家」的莫須有罪名，中共一再堅持以「一國兩制」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最近又宣稱今年澳門回歸後下一個就輪到台灣了，而且不容無限期拖延下去。大家知道，「一國兩制」將港、澳分別做為大陸中國的一個特區，相互之間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地方的權力是中央授予的，實行一國兩制將台灣也做為一個特區（大陸外交公布則一直稱台灣為省）形同兼併，台灣人民不能同意是理所當然的，一些政界人士和學者提出中國實行聯邦制將是較為可行的統一模式，因為各邦之間一律平等，中央的權力是由各邦授予的，這就避免了以大壓小，以強凌弱的不公正方式，更現實的辦法則是先邦聯後聯邦，如美國在建國初期所做的那樣。當前，台灣的統獨繫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因此大陸人民爭取民主和台灣人民保�壎薔D的鬥爭就聯合在一起了，這兩方面的奮鬥目標看來是一致的，這就是建立一個民主和統一的中華聯邦。據報導，汪道涵講過一個中國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兩方共同締造的一個未來的統一的中國。他這番話比講「一國兩制」前進了一步，可惜還沒有得到中共的正式確認。我們認為他這番話接近於成立中華聯邦的設想，可是解決統一問題的最佳方式，對全體中國人都是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