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簡介）

嚴家祺：曾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民主中國陣線首任主席，現為「民聯陣─自民黨」組織成員。主要著作有：《首腦論》、《文革十年史》、《聯邦中國構想》、《民主怎樣才能來到中國》。

民族像一個人那樣，民族的歷史就像一個人對兒童時期、青少年時期的記憶一樣，無法抹去，往往決定這個民族一次又一次選擇。在人生道路的重大關頭，當一個人作自由選擇時，實際上，人的記憶、潛意識正在主宰著他的選擇。民族也是這樣，重大的選擇，雖然不總是，但往往是「不由自主」的。

我對「民族」這種看法，是最近注意科索沃戰爭和研究南斯拉夫歷史得來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南斯拉夫」並不是「國家」的名稱。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大斯拉夫主義」運動。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在巴爾幹地區逐漸形成了一種不同於「大斯拉夫主義」（Panslavism）的「南斯拉夫主義」（Yugoslavism）運動。所謂「南斯拉夫」，是指住在南方的一些斯拉夫民族，包括塞爾維亞族、克羅地亞族和斯洛文尼亞族，但不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捷克、保加利亞等斯拉夫人在內。巴爾幹各族長期受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統治，「南斯拉夫主義」是南斯拉夫諸民族為擺脫外族統治，互相聯合，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南斯拉夫主義」曾在一次大戰前後和鐵托活動的時期有較大影響。許多人把南斯拉夫的解體看作是東歐民主化和南共聯盟解體的結果，實際上，當南斯拉夫諸民族不再受外來民族壓迫。當它們的聯合失去基礎，或者說，當「南斯拉夫主義」不再成為一種「主義」時，南斯拉夫的解體就難以避免了。在塞爾維亞民族的歷史上，六百多年前的「科索沃戰役」永遠無法從塞爾維亞民族的記憶中抹去。塞爾維亞民族有上百首史詩歌頌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戰爭中的英雄行為。南斯拉夫在九十年代初的解體強化了塞爾維亞人制止科索沃獨立的決心。

當江澤民用蘇聯、南斯拉夫的解體的「噩夢」，用「高壓下的穩定」拒絕民主道路時，江澤民既沒有弄清蘇聯、南斯拉夫解體的原因，也沒有看到中國民族關係與蘇聯、南斯拉夫的巨大差異。

中華民族是漢、滿、蒙、回、藏、僮、維吾爾諸多民族的總稱，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和歷史，整個中華民族又有不同於其他民族的特性。對中華民族來說，儒家思想最有影響，這是一種把家庭中的父愛擴大到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思想。在儒家看來，國家的秩序應當和家庭中的秩序一樣，有慈愛、有服從，皇權應當像父權一樣，關心愛護自己的臣民。如果父親行為不正，家庭秩序就會發生問題，同樣，帝王暴虐也會使帝王喪失「天命」，導致皇權衰落。

今年四月，朱鎔基訪問美國，在華盛頓的演講中把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和法國盧梭和人權宣言想比，似乎中國二千年前就有「人權」觀念。這是一種誤介。人權是政府權力不能介入的領域，而「民貴君輕」是儒家政治理想的一種表達，既談不上「人權」，也談不上「民主」，這是一種期盼「好皇帝」的思想，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要掌握權力的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國家，儒家傳統有助於中國社會的和諧，卻阻止了中國的成長，中國是一個長期在父母關愛中的孩子，閉關自守，不進入國際社會。一個長期受父母關愛的孩子，在青少年時期的某一「成長階段」，往往有一個「叛逆期」。歐洲啟蒙運動和中國的「五四運動」，可以說是歐洲和中國成長道路上的「叛逆期」。

一個不受父母關愛的孩子沒有「叛逆期」，他們往往過早體驗人間的苦難和無情，過早充分運用了他們的「理性」。「叛逆期」是為了擺脫外在的、人為的權威（如父母、帝王、教會）而只相信自己「理性」的時期。人們依靠「理性」可以實現自己的目的，同時「理性」也可以製造罪惡。對任何人來說，在成長道路上作出正確選擇，不僅需要依靠頭腦和理性，而且需要心靈和良知。對許多青少年來說，「叛逆期」促使他從父母的關愛、從「父母替他作決定」的狀態中走了出來。在跨過「叛逆期」後，一個人才能真正用自己的頭腦和心靈，在人生道路上，面對挫折、困難和機會，作出一個又一個選擇。

啟蒙運動不是知識多的人去教育知識少的人的「運動」，而是啟發整個社會「理性」的運動。啟蒙運動認為，社會文明的唯一希望是理性，是知識的增長和科學的進步。啟蒙時代的許多大思想家，並不相信神的存在，他們只相信人的理性，用理性對中世紀的宗教¾ ¾ 一種外在的、人為的權威，對專制政治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在法國大革命高舉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後，迎來的卻是「反專制派」之間的自相殘殺和新的專制。歐洲許多國家或快或慢跨過了自己的「叛逆期」，不僅依靠頭腦和理性，而且依靠心靈和良知來選擇自己國家的道路，或早或遲走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

王策為推動中國組黨運動回中國而被捕，現在遠在監獄中。他寫過一本《中國重生之路》的書。他在談到「五四」時說，「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科學與民主的旗幟，卻錯誤地把一切宗教信仰當做迷信來拋棄。在對「外在的、人為的權威」的態度上，新文化運動推出「打倒孔家店」和歐洲啟蒙運動的無神論可作比擬。當歐洲許多國家在跨過「叛逆期」後，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和用自己的心靈作出選擇時，中國卻把一種新的外在的、人為的權威¾ ¾ 一個充滿仇恨的、大鬍子猶太人的學說和他在中國的「傳道人」當作自己的權威。

中國在跨過「五四叛逆期」後，為甚麼沒有學會用自己的頭腦和心靈來作出選擇，而接受馬克思的學說並走上共產主義的道路？現在，中國即將進入WTO。在中國成為WTO的成員國後多年，當中國對外國貨物和勞務進一步開放市場，當外國公司和中國企業直接貿易，當跨國公司在中國長驅直入，當外國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在中國遍設分支機構，當中國的商品貿易和金融業實現廣泛的自由化時，如果中國還是沒有民主，政治權力還像今天一樣介入市場因而使大多數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時，人們就會十分容易理解在「五四叛逆期」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原因。

儒家的理想政治是「慈父政治」，即「仁政」。無論毛澤東，還是鄧小平，他們都不相信儒家的政治理想，「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大屠殺」，沒有一點儒家政治理想的影子。可以說，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並取得統治地位，阻礙了中國在跨過「五四叛逆期」後正常成長的道路。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長達四十年的時間內佔有統治地位。如果說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那麼，可以說，「六四大屠殺」的槍聲在中國埋葬了馬克思主義。「六四」後的中國又到了一個可以作自由選擇的時期，是回到「五四」前保持儒家的政治傳統呢，還是走上人類社會發展的康莊大道¾ ¾ 自由民主的道路呢？

作為中國的傳統思想，儒家學說中有許多優秀成份，但儒家的政治理想¾ ¾ 「慈父政治」有兩大缺陷，一是「慈父」可能會變成「暴虐的父親」，二是「慈父」不容子女的心靈作出自由選擇。而民主政治是建築在「心靈自由」，建築在承認「人的不完美性」和「權力需要制約」兩大基石之上的。在經過「五四叛逆期」和「六四」災難後，在加入WTO進入國際社會後，如果不想重蹈二十世紀痛苦的覆轍，中國就只能選擇走民主政治的道路。

民主政治的三大標誌：言論自由、組黨自由和不要「官方候選人」的「選舉自由」，在不遠的將來一定能在中國大陸實現。

在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當然要妥善解決好民族和地區差異問題。達賴喇嘛提倡的「中庸之道」（與儒家「中庸之道」不盡相同）為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妥善解決民族關係指明了方向，就是像香港一樣，把「高度自治」和「國家統一」相結合。西藏、新疆、內蒙實行「高度自治」。和平統一後的台灣也實行「高度自治」。展望中國的未來，在「國家結構」上，「邦聯式的聯邦」將是最有可行性的選擇，西藏、新疆、內蒙、香港、澳門、台灣，也許還有廣西和寧夏都將成為統一的、聯邦中國的「特別成員邦」。如果我們把一九一二年的「中華民國」和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稱作「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的話，一個自由民主的，聯邦制的中國將是「第三共和」的中國。

中國的前途在於建設「第三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