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2000年香港支援民運歷程

年 份

支聯會活動主題

 

年 份

支聯會活動主題

1990

五大綱領

1996

跨越九七

1991

釋放民運人士

1997

戰鬥到底

1992

釋放民運人士

1998

平反六四

1993

釋放民運人士

1999

六四十年

1994

我會來

2000

薪火相傳

1995

平反六四

 
 

八九民運的誕生

 八九民運以北京學生及群眾自發悼念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被《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定性為動亂而揭開序幕。其後演變為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展開,要求嚴懲官倒、打擊貪污、爭取新聞自由和堅持改革開放的群眾運動。運動除了得到北京及全國各地的支持外,更在海外掀起一場史無前例的全球華人爭取中國民主的運動。

 香港學界於胡耀邦逝世後開始關注北京學運並進行聯繫。而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更於李鵬宣佈北京戒嚴當晚召開特別會議,決定五月二十日舉行集會遊行。四萬多人在八號風球高懸的情況下參與了遊行,聲討鄧李楊集團鎮壓民運,並於翌日號召百萬人上街遊行,隨即宣佈成立「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演藝界朋友更於五月廿七日在跑馬地舉行了「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演唱會,以支援北京學運。

 北京當權者並未因海內外輿論支援學運而作出理智的回應,反而進行黨內權力鬥爭,使學運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當權者使中國人民白白地喪失了一次和平進行民主改革的機會。

「六四」屠城及民運的延續

 中共調遣數十萬解放軍大舉入城,並於六月四日凌晨以坦克及機關槍開路,血腥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繼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後再一次血洗天安門。中共的殘酷鎮壓民運在海內外響起了震耳欲聾的譴責鄧李楊集團的怒吼。支聯會再次組織了百多萬人的遊行及「六四黑色大靜坐」,聲討中共政權以暴力鎮壓學運。

 屠城及其後對民運人士的緝捕造成國內白色恐怖。民運人士被迫逃亡海外,尋求政治庇護。支聯會為了這點民主血脈,在香港及海外進行了不少的工作,以祈保存有生力量。支聯會及天安門民主大學及民主大學等組織亦繼承北京民運的理想,將民運的火炬及其象徵──民主女神在港延續下去;並聯繫全球華人社會及民主中國陣線等組織,發動一場全世界爭取中國民主的運動。

 「六四」屠城暫時摧毀了中國的民主,但是民主的浪潮卻在東歐、蘇聯產生翻天覆地的變革,為民主取代極權帶來新的希望。

九零年民運概況

 蘇聯東歐的巨變,帶來國內更大的鎮壓及追捕民運人士,而支聯會則加強與歐美各地的民主團體的交流和聯繫,共同推動民運。

 支聯會在九零年展開了十分活躍繁忙的工作。「九零元旦大遊行」、民運年宵攤位、四.五「中華民主大遊行」、「五四.六四.民主路」公眾論壇、「民主教育推廣劇場」、「中國民運單車大遊行」、「中國民主運動歷程展」、「愛國民主運動文藝大匯演」、「全球民主大遊行」、「六四屠城燭光集會」、「民主聖火行動」,發動89個海外民運團體要求中國政府在亞運前釋放民運人士,以至「拯救王丹、王軍濤大遊行」、「民主愛心寄秦城」簽聖誕卡行動及「民主燭光除夕夜」等。行動一浪接一浪,從年頭戰鬥至年尾,不單行動的次數頻仍,市民的參與亦十分踴躍。

 其實,除了支聯會外,其他地區性組織如沙支聯、屯支聯、民主台、天安門民大、民主大學、四五行動,以至社區中心及青年團體亦紛紛舉行各種形式的活動以推廣民主、支持民運,掀起了一場更深入的民主教育及深化的工作。

九一年民運概況

 九一年初,中東戰爭爆發,歐美各國捲入戰爭中,無暇兼顧中國的民運及人權狀況。中共則利用其投鼠忌器,迅速大量判處參與學運人士的反革命罪。根據人權關注團體所蒐集到的資料,有超過二千多人下落不明或被囚獄中,而其他各省市被打擊報復及以非法手段懲處的則不計其數。

 支聯會組織了多次拯救王丹及王軍濤等民運人士的行動,並強烈譴責中共以言論入罪,以政治判刑來打擊異己者、鎮壓民運人士,展開了爭取釋放民運人士、撤銷反革命罪、維護人權法治的鬥爭。

 年初學運領袖王丹被秘密審判及判刑,支聯會發動了多次抗議的大遊行,並發動全球簽名運動要求釋放民運人士。年中,在獲悉王軍濤在獄中患重病卻不獲治療的情況後,支聯會亦發動燭光大遊行,絕食要求釋放王軍濤保外就醫及送藥到北京慰問王軍濤。

 中共年底出版人權狀況白皮書,只談人民的溫飽,是最大的人權,無視人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受到海內外人士的大事抨擊。

九二年民運概況

 因聯繫民運人士而被中共無理監禁十年的劉山青終於在九一年底獲釋,其後更加入本港支運的行列。

 中共經過兩年多的強硬鎮壓後,已基本上控制了社會上反對的聲音,因此更有信心地以法律程序將民運人士審訊及判刑,但其手段卑下,以秘密刑訊判處民運人士監禁。而另一方面中共亦開始採取保外就醫,送民運人士往外國治療的放逐手法,先後流放了韓東方、王若望以及王軍濤等人,以圖消除國內的反對力量。

 另一方面,中國民間力量亦開始重新活躍起來,先後有「中華進步同盟」、「中國自由工會」,以至「和平憲章」等組織發起行動,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建立民主。

 支聯會年中曾舉行集會遊行,抗議中共秘密審訊鮑彤,無理拘留王軍濤太太侯曉天、沈彤,迫害任畹町家屬等行動,並舉行多次座談會探討中共的人權狀況。

九三年民運概況

 這一年是民運於「六四」屠城的白色恐怖中,穩步走向復甦的一年。這一年,也是中共政府調整其鎮壓策略,以釋放部分知名民運人士,爭辦奧運會,試圖改善其政治形象,謀求與西方國家進一步建立經濟、政治穩定關係的一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共政權為了維持其一黨專政的地位,決定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吸引外資,並在境內聯合既得利益者共同化公為私,大搞泡沫經濟,藉此加強其統治基礎及和緩民憤。因此,當局大力提倡所謂愛國精神作為意識形態,並一再強調不要再提「六四風波」,而強調集中全力發展經濟,意圖營造一個繁榮安定的假象,以抵消血腥鎮壓的歷史。

 自二月初王丹獲釋後,陸續有民運人士出獄,而九月民運先驅魏京生提早半年釋放,是北京當局爭辦奧運會的政治把戲的高潮。其實,在這些隆重宣布的「假釋」背後,一些不知名的民運人士卻遭新的迫害。例如該年六月上海地區民運人士傅申奇、王妙根因從事民運再被拘禁。

 該年十一月,曾參與七九年北京之春民運的秦永敏等與八九民運出獄者鄭旭光等九人,在北京召開記者招待會,發表《和平憲章》,呼籲中共政府與民間和解,平反「六四」冤案,實行和平的政治憲章改革,開創了「六四」槍響後,國內民運人士公開要求平反八九民運的先河。然而,憲章發表後,該組織成員秦永敏、鄭旭光迅即被拘留,反映中共政府釋放知名民運人士的虛偽。

 另一方面,魏京生於出獄後聲明矢志繼續從事民運,並向海外呼籲救援「六四」屠殺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亦使國內民運的士氣大為鼓舞,並打開了七九北京之春民運老戰士與八九民運新秀合作之門。

 支聯會分別在三月、六月至八月及十一月,就中共釋放部分民運人士、拘捕傅申奇、拒絕韓東方回國及拘捕《和平憲章》成員等事,發起抗議請願、靜坐及簽名運動,以作聲援。同時,亦於五月首次主辦民主風箏行動及中國夢畫展,以新的方式紀念「六四事件」;並於九月舉辦「中秋民主燈火行動」,將維園涼亭布置成巨型花燈,為韓東方、劉剛呼籲。

九四年民運概況

 是年為民運與中共當局自「六四」鎮壓後,再一次較量的新階段。以秦永敏等人在九三年九月發表《和平憲章》為發軔,民運人士運用憲法賦與中國公民的權利,於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協」兩會期間,以請願形式向全球發出政治訴求。而中共為了遏止這股新浪潮,採用了兩套手法。其一,是重判一些不甚知名的人士,其中對從事組織者更甚。其二,是以監視、騷擾、拘留的方法,令民運人士無法活動以至生活下去,並引「勞動教養」的罰則,以不經審判方式囚禁民運人士。另方面,又釋放一些知名民運人士保外就醫,製造改善人權假像。出獄後七個月再次被捕的民運先驅魏京生,年終被重判的「中華進步同盟」、「中國自由民主黨」及「中國自由工會」等十餘人一案,以及香港記者席揚被重判十二年徒刑,在在顯示了中共政權決意殘酷迫害異見者的端倪。

 支聯會於是年主要集中揭露中共表面釋放知名民運人士,實則加強鎮壓的行為。三至五月間,多次到新華社請願,就中共拘捕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成員多人及魏京生、重判記者席揚表示抗議。六月至八月,又發起請願,聲援王丹絕食,抗議當局無理監視騷擾。十月,譴責中共侵犯人權,以勞動教養條例迫害民運人士。

 同時,支聯會首次就九七臨近的問題,提出了「邁向九七,跨越九七」的口號,以示將會在九七後仍堅持下去的決心。

九五年民運概況

 在二、三月間的「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又再湧現了新的請願浪潮,這些請願活動與九四年之不同者,在於民運人士比諸過去,更具體地將一些現實的問題,例如老百姓痛恨、中共政府亦無否認者:諸如貪污腐敗、勞動教養等等,作為一個主要訴求提出,並在尋求解決的呼籲中,提出了較為系統的政治、社會改革方案。由此,中共當局也一時難以將之抹黑,而請願的內容亦會較易取得老百姓和其他階層的共鳴。

 中共政府眼見拘留魏京生以及重判劉京生等人仍未足以威嚇民運人士,遂於五月下旬,將絕大部分參與請願的人士拘留,其中「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註冊人劉念春及多份請願書發起人王丹被抄家,更因此再次失去自由。而在九四年因癌症保外就醫,曾參與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七九年北京之春民運,以及被指為八九民運黑手之陳子明,更被當局於六月下旬,強行從家中架走,帶回獄中,變相謀殺。十二月下旬,失去自由幾近兩年的魏京生被正式「審判」,在禁絕外國記者採訪的法庭,當局以言論、思想入罪,羅織陰謀顛覆政府之罪,將之重判十四年徒刑。

 國內民運人士於兩會期間至「六四」六周年幾個月內,再接再厲發起了請願上書活動,使世人聽到了政治異議的聲音。支聯會因應這個情況,舉行了「中國民主運動歷程展」及在四月五日主辦「從中國異見者的請願行動看未來民運形勢」,回顧和前瞻民運發展,並於五月中旬,連續多次到新華社抗議以及在天星碼頭靜坐,抗議中共拘捕民運人士。在陳子明於六月下旬保外就醫期間再被捕下獄後,由七月至十月,以徵集簽名、巴士巡行、請願等方式,呼籲市民關注和聲援陳子明。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共秘密審判魏京生,支聯會發起四次遊行,抗議當局以言論入罪,羅織魏京生顛覆之罪。

 支聯會為回應九七主權回歸日近,又繼九四年的「邁向九七、跨越九七」的口號,提出了「毋忘六四、跨越九七」的主張,並於「六四」六周年當日主辦「支援中國民主運動如何跨越九七?」座談會,與市民交流;並在常委會開始討論。

九六年民運概況

 這一年是「六四」屠城後,民運稍為沉寂的一年。在中共政府不惜撕破臉皮重判魏京生和王丹的高壓下,國內民運人士處於痡`的監視和騷擾中,根本不能活動。就以四月底逃離中國的前學運領袖劉剛為例,他在九五年「六四」過後不久出獄,一直為當局二十四小時跟蹤監視,不能與外界自由通訊,亦不能找到工作,甚至其家屬亦受到牽連。一向以搜集「六四」受難者名單為職志的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亦被嚴格看管。故此,這一年「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已再無出現請願潮。另一方面,國內的貪污腐化卻愈演愈烈,社會治安迅速惡化,工人失業、半失業人數直趨二千萬,涉勞資糾紛的人次亦達一百萬。

 社會情況不靖,民怨日漸累積,是中共政府欲扼殺民運再生於萌芽的原因。

 支聯會在九六年,集中於聲援再度被重判的魏京生和王丹,舉行多次遊行及集會抗議,以及簽名運動。另外,承接過往提出之「毋忘六四、跨越九七」的主張,除在常委會探討具體的方法外,亦舉辦了多次公開論壇,探討「從魏京生事件看中港民運前景」、「中國民主運動與九七回歸」、「支聯怎麼辦」及「從王丹入獄看香港言論的處境」等議題。

九七年民運概況

 面對回歸的挑戰,支聯會與香港市民繼續高舉支援民運的旗幟。這一年,支聯會舉行了三次大型遊行,包括「『跨越九七.迎接挑戰』元旦民主大遊行」、「『六四』八周年愛國民主大遊行」及回歸祖國第一天舉行的「愛國愛港愛民主大遊行──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由於香港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民主運動成為了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支聯會在街頭舉行了「爭取民主回歸.釋放民運人士」,並將簽名交特區首長董建華,透過他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人的心聲。九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立法局以二十九票對一票通過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提出「八九民運六四事件必須平反」的議案。六月三十日,支聯會在香港主權移交儀式場外舉行「回歸不忘獄中人──釋放民運人士」,重申支聯會五大綱領。

 為紀念「六四」八周年,支聯會向市政局借用場地擺放丹麥雕塑家贈予的「國殤之柱」,但屢遭否決。最終,「國殤之柱」在六月三日及四日首次在維園足球場豎立,在「六四」燭光集會結束後,從維園運往香港大學擺放,初期遭港大校方及警方阻撓,約於五日凌晨三時成功搬進校園,橫放在黃克競平台旁。接著的一年,「國殤之柱」巡迴各大專院校擺放。香港大學學生會在九八年底舉行全民投票,通過永久豎立「國殤之柱」。

 回歸後,中國領導人訪港的機會多了。九月二十三日,李鵬來港出席「十一」國慶活動,支聯會在會場外抗議李鵬鎮壓民運,要求平反「六四」。

九八年民運概況

 跨越了九七,跨進了九八。支聯會繼續爭取「國殤之柱」在香港永久擺放,也在中共領導人楊尚昆及喬石訪港期間向他們抗議,要求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

 三月,人大選出新一屆委員長。支聯會於二月二十六日往新華社請願,呼籲全國和全港人大代表反對李鵬擔任人大委員長,並要求人大立即設立獨立的調查團,整理八九民運死難者名單,賠償死難者家屬的損失,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責任。

 繼魏京生後,中共在四月流放前學運領袖王丹赴美治病,美國總統克林頓於六月訪華後,對申請成立「中國民主黨」的態度表現寬鬆,以及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令人以為中共在政治上逐步開放。但自人大委員長聲稱「中國不容許有反對黨存在」,及國家主席江澤民表示要將反對力量「消滅於萌芽狀態」等違反中國憲法及世界潮流的言論後,自十一底開始對異見人士搜捕,年底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莫須有罪名重判「中國民主黨」成員徐文立、秦永敏及王有才十年以上徒刑。

 中共除鎮壓國內民主運動,更排斥異見,制訂黑名單,剝奪香港民主派人士回鄉的權利。八九民運以來,支聯會常委的回鄉、旅遊及交流活動均受中方干預,不是在過關時扣留審查,就是拒絕入境,甚至沒收回鄉證,剝奪回鄉權。部分常委在回鄉證期滿後往申領時,也遭到拒絕。支聯會常委被剝奪回鄉權並非個別個案,「四十九名境外重點控制反動組織人員」名單以及多名在港從事民主人權運動的人士,在返國時均遭海關人員扣查或拒絕入境,更甚者是沒收證件及拒絕辦理申領證件手續。為此,支聯會多次約晤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要求特區政府協助解決港人回鄉權被剝奪的問題,但特區政府一直採取拖延態度。

九九年民運概況

 董建華公開說「放下『六四』包袱」,私下要求停止紀念「六四」活動;但從九七、九八、九九這三年紀念「六四」的活動,反映人心不死。

 但在國內,中共繼續鎮壓「中國民主黨」等異見組織的成員。經歷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學員包圍中南海請願事件後,中共將具群眾動員基層的民間團體,包括「法輪功」、「中功」等氣功團體,以及家庭教會等組織定性為「邪教」組織,立即予以取締。一時間,從北京到全國各地的公安部門馬上展開大搜捕,將有關負責人拘捕,有些更被關進精神病院,或者被公安虐待致死。

 這一年,正值「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及「六四事件」十周年,許多海外及香港的民運團體都舉辦紀念或反思活動。前學運領袖王丹發起了「六四」十周年全球簽名運動,共收集到來自全球一百二十五個國家、逾十五萬個簽名,包括支聯會近七萬個簽名,來自「國際特赦」遍布世界各地的分會的四萬多個簽名,以及來自中國的二千多個簽名。

 香港方面,支聯會除響應「六四」十周年全球簽名運動,更與學界及民間團體合辦「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八九民運十周年──展望民主中國」國際研討會,以及首次派代表出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有關中國人權狀況報告。此報告並成為聯合國的正式傳閱文件。國際人權日前夕,支聯會公布了中國十大人權問題,包括:(1)死刑/大批處決人犯;(2)酷刑;(3)大量拘禁政治良心犯/任意關押和刑囚異見人士/公民人權不受尊重;(4)剝奪回國權;(5)打擊組黨結社及獨立工運;(6)剝奪集會遊行表達意見自由;(7)剝奪信仰自由/迫害宗教人士;(8)控制出版/通訊自由/新聞封鎖;(9)壓制政治權利/剝奪選舉權,以及(10)剝奪異見人士得到公平審訊、抗辯的權利等違反人權行為。支聯會重申中國政府必須落實已簽署的人權公約內容。

 在國內,丁子霖等「六四」受難者家屬,化悲憤為力量,窮十年的努力,衝破險阻,頂住壓力,收集得確鑿的「六四」罪行證據。這包括以實彈掃射手無寸鐵的群眾、以坦克從背後輾死逃避的市民、槍殺搶救傷員和搬運屍體者,甚至有人在胡同街巷堻Q追殺、在家中被子彈打死……。但是,中國的司法部門,未經調查、聆訊、審判,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法,不作任何解釋,即時拒絕提出的訴訟。這是官官相衛、以特權壓制人權、以專制踐踏法治的赤裸裸的暴露。丁子霖等以不屈不撓的精神,進行上訴。

 支聯會對他們的無畏行動表示支持,透過在街頭及聯絡網絡,徵集簽名,在十月一日中共建國五十周年,往特首辦遞交五千個「支持丁子霖等『六四』受難者家屬控告李鵬等屠殺罪行」的簽名。

2000年民運概況

 踏入新世紀的第一年,支聯會提出了「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的口號,呼籲家長向子女進行親子教育,將支援民主運動延續下去。在「六四」周年紀念的遊行和集會中,均由三歲至十八歲的小朋友及年青人帶領進行,象徵薪火相傳。

 另外,支聯會聯同多個人權組織及宗教團體合辦「天安門母親運動」,議定在未來一年至五年內,舉辦一連串活動,引起公眾對「六四」屠殺受難者家屬的關注,並支持他們尋求法律公義。運動透過不同渠道將訊息擴散,更推廣到中學生的層面,好讓年輕的一代了解有關歷史。

 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鎮壓民主運動的屠殺,有關官員不但沒有受到法律制裁,還不斷對難屬團體進行迫害。中國政府一直不容許公開悼念死難者,沒收各界對死難者家屬的人道捐款,更不斷透過恐嚇、軟禁等手段,阻止難屬公開屠殺真相。

 今年,「六四」難屬團體在「天安門母親運動」旗幟下成立,她們的要求並不單只是為了「六四」難屬,更重要的是中國設立官員承擔責任的制度,以阻止屠殺、政治迫害及人權侵犯的事情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