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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本港有不少人提出「先經濟，後政治」的論調，認為經濟勢頭良好的情況才是促進民主的最佳時機。經濟繁榮確實有助民主發展，但以上論點未免有所偏差。

先談穩健的經濟體系如何能幫助民主發展。以英、法兩國為例，十七世紀，支持政制改革的英國國會兩次成功阻止英王推行絕對獨裁，其原因是國會有穩定的經濟收入，能徵召軍隊迫使兩任英王下台並建立君主立憲制。法國大革命雖能得到大量民眾支持，但當年正值饑荒，人民沒有能力對抗擁有外國支援的法王軍隊，以致要在革命爆發八十多年後才能擁有一個穩定的民主政制。現時擁有雄厚資源的中共政府無意實行政治改革，以武力推翻中共又不可行，那麼人民就要為自己加強實力對抗地方的反民主勢力。譬如在遇上貪官污吏時，人們能集資聘請律師為他們申訴，即使未能在法律上得到公平對待，人們亦能跟外界交流訊息，引起公眾關注，甚至可以親身上訪。倘若人們連最簡單的通訊器材都負擔不來，中國人就難以團結起來建設民主體制。

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推行政治改革是頗困難的。九七以前港人對「結束一黨專政」等口號毫不避忌，因為當年香港的經濟比內地繁榮得多，港人認為自己的思維跟經濟一樣比內地進步，故此能毫不保留地向中國提出民主訴求。但回歸後香港的經濟逐漸被內地趕上，甚至得靠內地的支援才能保持穩定，自然會感到卑微，也不敢向「阿爺」說些尊卑不分的說話。雖說香港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前哨站，但在自顧不暇的情況下又如何能對中國民運發揮一定的影響力呢？因此，港人必須自強。

在現時無論先解決經濟還是政制問題，均會受到輿論的強大壓力。不少社運人士認為在政制不夠完善下，大力推行經濟建設會造成社會不公平，如貧富懸殊。但阻礙經濟政策推行又會拖慢經濟進度以致投資者不滿。官商勾結如細菌一樣難以消滅，畢竟貪污腐敗在中國存在已久。

但每次都有政客批評支持政改行先的人不顧民生，而一般為求穩定的市民都選擇先搞經濟。歷史上有不少野心家為著自己既得利益者身份而玩弄民意，以大眾對經濟改善的期望阻止民主步伐前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初步實現了普選國會和總統的改革，但自一九二九年經濟嚴重衰退後德國人普遍希望經濟有所起色，支持民主發展的參政者獲得較少的支持，提倡經濟復甦和反對民主的納粹黨在國會逐漸壯大。但納粹黨未能在國會擁有過半數議席，為了實現個人獨裁野心，總統希特勒在一九三四年解散國會，從此斷送德國的前途，直至二戰後才能重新推行民主政制。可見脅持民意改善經濟很可能只是藉口，真正目的呼之欲出卻無人阻止。

談論經濟還是實際的，但要向大眾證明經濟只是「升」和「跌」的循環，要等待經濟好時才發展民主並不是最好的時機，因為中途往往會遇上經濟衰退。況且，到何時才是「經濟好」實在難以定義，每人的標準不同。如此爭拗下去只會令民主的起步一拖再拖。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堅持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得讓民主追上經濟的步伐，否則將會衍生更多如官倒等社會問題，尤甚者可能使中國經歷第二次共產主義革命。即使政府再以各種手段鎮壓，中國的民主運動始終都會沸騰起來，更多人會跟?八九年的北京學生一起高呼「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

經濟只是治國的其中一種工具，民主亦只是另一種工具。好的經濟措施或民主政制都能為國家帶來正面影響，但不能因這些工具或手段令廣大民眾受盡痛苦。《大學》有云：「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這正好表達了財富並不代表國家利益，人民得到合理對待才是國家的真正利益。希望中國的從政者都能了解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