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國內外民主人權訊息

支聯會於除夕發起二十四小時跨年維權絕食行動，聲援內地維權運動，要求釋放身陷囹圄的維權律師；並於晚上在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舉辦除夕祝願集會，由常委及嘉賓分享內地的民主及人權狀況及祝願中國早日實現民主。

中國的維權運動近年有很大的發展。本期「聚焦鏡」詳細介紹有關事件的情況。維權行動涉及到廣大的農民因耕地被違法徵收而產生的矛盾衝突，亦有農民工被拖欠薪金而追討的行動，更有城市民房被無理遷拆及得不到合理賠償的抗爭，以至因反貪腐、反貧窮、反失業及反對壓制言論及宗教自由，限制人民結社組黨自由及成立工會等的問題，此起彼落，層出不窮。而維權律師在過程中往往因代表當事人或維護群眾權益而遭無理拘禁、判刑或限制人身自由。支聯會過去也多次採取行動要求維護人權自由，保障維權人士的憲法權利。

當前世界資訊發展迅速，最近台灣附近發生地震，損毀通訊電纜，造成港人上網的困難。大家赫然發現資訊流通的重要性。但是在國內，中國政府採取嚴格監控網絡通訊，限制人民的資訊自然流通。這種言論警察的行為，遭國際人權組織的嚴厲指摘及批評，但外國網絡供應商卻為了爭奪中國市場，不惜犧牲寶貴的言論自由而接受中共的監控，成為幫兇。雅虎、Google、微軟及思科等四大美國網絡商也違反言論自由原則，協助中國進行網絡審查。支聯會呼籲國際社會譴責這些公司放棄原則、唯利是圖，更呼籲反對中共踐踏資訊自由。

新年伊始，除祝願各位身體健康，新年進步外，更祝願我們已經成立五年的「支青組」的年青人努力學習，不單做一口螺絲釘，更要做社會主人翁，發揮推動民主人權的新生力量！

「維權運動」一詞約在一九九零年代開始出現，指民眾透過遊行、法律控訴及媒體曝光等，挑戰政府或大企業的權限，以維護自身基本權利為主體的民間運動。

群體性突發事件

群體性突發事件指群眾因不滿而進行的示威、遊行、集會等抗議活動，誘發社會騷亂及警民衝突，造成突發傷亡或流血鎮壓等事件。

近十年來，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的發生頻率、參與人數及規模均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據統計，從一九九三年到二零零三年，中國大陸群體性
事件由八千七百宗增加至六萬宗，參與人數也由七十三萬增加至三百零七萬。二零零四年抗爭事件高達七萬四千多宗，參與各種示威和抗議活動者僅農民即多達三百萬人。中共中央每天接到的衝突通報平均一百二十宗，最高時每日達二百三十多宗（二零零二年每日平均六十宗，二零零三年每日平均八十多宗）。

二零零五年全國發生八萬七千宗群體性突發事件，平均每六分鐘就發生一宗抗議活動。根據中共公安部二零零五年公佈的資料，十五人以上的群體衝突事件，一年有九萬六千四百宗，其中有三千二百宗發生流血衝突。當中涉及黨政幹部、公安武警在所謂「維護秩序調解衝突」 時導致流血死傷的有二千二百宗。五千人以上群體參加的事件，二零零五年就有一百八十二宗，有八百二十萬人次直接參加了這種未經批准的群體街頭抗爭。

公安部的通報表示，二零零六年上半年群體騷亂事件為三萬九千宗，比去年上半年下降了百分之二點五。中國公安機關二零零六年一月到九月在全國處置群體性事件一萬七千九百宗，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二十二點一。新華社援引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的發言承認，中國農村地區群體性事件並沒有得到緩解。農民參與的群體性事件居高不下，二零零六年一月至九月，全國有三十八萬五千人次農民參與群體性事件，居各類參與人員之首。

地區分布

群體抗爭性事件頻發，自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日以來，陝西佛坪、湖南長沙、湖北武漢、北京、四川重慶、廣安、成都、南充、甘肅慶陽、河南鄭州都發生受到國際傳媒普遍重視的群體抗爭事件。

河南省、河北省、廣東省、安徽省、山西省、黑龍江省、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四川省、陝西省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等地情況最嚴重。

造成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原因

一．徵用農地問題
近年來，中國大陸各地違規違法徵佔耕地，損害農民切身利益。目前中國大陸因農地徵用導致失地的農民高達六千萬人左右，同時又以每年約二百萬人的速度增加；但是地方政府對失地農民的就業安置渠道越來越少，使他們成為最困難的社會群體，矛盾衝突也因此而生。

二．積欠農民工工資問題
中國大陸的「民工潮」從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以後一直持續到現在，每年約有九千萬農民離開土地進城打工或經商。農民工收入普遍偏低，流動民工每月淨收入在五百元人民幣以下的，佔全部民工的百分之八十三點七，此外，農民工薪資經常有被拖欠情形，全國民工被拖欠的薪酬約有一千億元，若要追回這些欠薪，整個社會須付出至少三千億元的成本。

三．城市民房拆遷問題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需要，舊房拆遷的面積與數量持續增長。各地為擴大招商吸引外資，許多地方大肆圈地或任意拆屋興建工業園區，嚴重剝奪居民的房屋所有權和居住權，拆遷糾紛因而持續不斷。

四．貧富差距與城市失業問題
《二零零五年社會藍皮書》預測二零零五年最富有的百分之十家庭與最貧窮的百分之十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將超過八倍，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情況也會日益明顯。中國大陸當前存在嚴重的貧富、城鄉及東西差距，即所謂「三差問題」。中國貧困人口有九千多萬人，有七千萬人每年收入低於七十五美元；八億人每天收入只介於一美元和二美元之間。二零零五年，中國大陸「堅尼系數」已達零點四零三，過度的貧富差距是革命的溫床，至少是誘發「民亂」的主因。

五．貪腐與幹部質素低落問題
中共官僚的貪腐普遍化和執政能力的嚴重不足，造成中國大陸農民反彈、抗爭四起。中共官僚的腐敗案件不斷出現，高官貪污腐敗已經從生活腐化型，發展到貪婪攫取型，地方基層幹部以權謀私、貪瀆腐化，而農民權益受損後，卻缺乏正當管道反映意見，長久壓抑的結果，導致近年來發生許多農民進京上訪或者包圍地方政府與官方單位的抗議事件，甚至演變成暴力抗爭。

六．民間維權意識的甦醒與提高
新華社所屬雜誌《半月談》指出，囿於法治發展滯後，人民申訴無門，以致除群眾抗爭之外，「上訪」漸成為群眾申訴的主要途徑。據統計，二零零四年中國大陸計有一千六百多萬人次到中央和各省市上訪，申訴不平。國家信訪局接待上訪、接受申訴七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人次（宗），最高人民法院接待上訪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五人次（宗），國務院隸屬部委接待上訪五十五萬四千一百九十五人次（宗），全中國大陸省一級政府信訪局和政法機關接受上訪，申訴一千四百八十九萬一千六百五十人次。不斷的上訪已令包括國務院信訪局在內的中央信訪機構飽受壓力，地方政府為免問題曝光，甚至派出官員到中央信訪機構攔截，阻止冤民上訪。

公民維權事件的特點

政府與社會不公常是其引爆點。騷亂起因可能比較單純和偶然，例如交通事故或者一般民事糾紛，卻很快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種現象表明中國大陸社會中弱勢群體多年來積壓的對失業下崗、貧富懸殊、官員腐化、搬遷補償不足、投訴無門、治安惡化等的強烈不滿，藉此找到宣洩的機會。當民間權利意識覺醒之後，民間維權運動每天都在各地不斷出現。頻發的民間維權事件，將是後極權時代的新興力量。

中共有數不清的維權人士，二零零四年大陸發生了七萬宗遊行示威事件。有八千萬被迫害的宗教人士；一億多受迫害的法輪功；八千萬被管制的網民競相突破封鎖尋求國內外真相。

據中國官方統計，全中國有二千萬黨政官員在位，二十多年以來已經有超過八百多萬黨政官員被查實有腐敗犯罪，受到中國黨紀、政紀、法律懲除，實際上中國黨政官員的腐敗遠遠超過三分之二。股市蒸發、貪官外逃、打銷國銀呆帳三樣相加約四千六百五十億美金，這麼龐鉅的損失，主要在於人謀不臧。

國際「自由之家」公佈《二零零四年全球自由度評比報告》，中國排名是第一百四十名，是最不自由（not free）的國家之一。

據中國商務部二零零四年八月統計，一九八五年以來，中國資本外逃佔外債成長比例超過百分之五十，僅次於委內瑞拉、墨西哥與阿根廷，成為全球第四大資本外逃國。保守估計，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大約已有四千多名貪官逃往海外，帶走了五百餘億美元的資金。亞洲開發銀行評估中國洗錢情況後，推估每年洗錢金額超過二千億人民幣，約佔中國GDP的百分之二。顯示問題頗複雜。

根據中國官方公布數字，在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共有高達六千萬農民失去原有的土地與自有住宅，還有超過一百二十五萬戶住宅遭到強制拆除。中國大規模強制農村遷離，同時為了增建北京奧運場館，還強迫十萬戶家庭搬遷。

中共應對問題的辦法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中國大陸三十多個城市的市長及相關部門官員接受「應對突發事件和危機處理」的培訓，提高各級地方官員危機應對能力。

針對群體性突發事件，中共的作法是鎮壓與疏導並重，依循「先定調、續鎮壓、再究責」的程序，透過宣傳部門管控媒體，要求各級報刊不得擅自報道有關蓄意爆炸、暴動、示威及罷工事件，由新華社統一發稿，將有關新聞就地封鎖，避免引發連鎖效應。

依矛盾激化程度與對政局影響大小，中共中央分別針對城市、農村地區訂定五級內部通報制度，二零零五年六月更發布最新的處理方式和時限：遊行、示威、請願活動三十人以上者，十二小時內向省級部門報告備案，四十八小時內向中央遞交報告，並要有初步原因檢討；一百人以上者，須二十四小時內向中央報告；五百人以上者，須十二小時內向中央遞交報告，省、市有關領導人要親自到現場瞭解、勸導、處理；五千人以上者，須在兩小時內向中央報告，之後每兩小時遞交發展情況報告，省、市主要領導人要親到現場瞭解、勸導、處理，讓中央得以迅速、全盤掌握事件進展狀況。

公民維權運動的特點
一． 網路為主要傳播與溝通渠道。例如網上發動聯署。
二． 以作家和法律界人士為領軍人物。
三． 基本訴求圍繞法律條款，要求修改法律以維護公民基本權益。

有人認為：中國大陸的公民群體，儘管表面上看無法與強大的國家政權抗衡，但它已經開始扮演一個當局無法忽視的政治力量了。